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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理事🫏、中國近代數學的先驅熊慶來先生的幼子熊秉群先生🏸🧋，2020年12月15日因病於北京去世💆‍♀️，享年85歲🤦🏿‍♂️。熊秉群先生小學和中學在昆明度過🙉，曾就讀西南聯大附小和昆明師範學院附中。中學畢業後考入重慶大學電機系，後院系調整，轉到北京郵電學院有線通信工程系。畢業後留校任教，一幹27年。在這期間，曾擔任長途電信教研室、多路電信教研室副主任，北京郵電學院教務處長💆🏼‍♀️🙅‍♂️。

1985年出任原郵電部教育局副局長，次年任局（司）長🛬🙀。1990年任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院長。1998年9月擔任大唐電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裁。曾任北京郵電大學兼職教授，雲南大學客座教授。

熊秉群是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理事🛤🎷，熱心參與意昂工作🏋🏻。為了更好讓後人研究教育家熊慶來先生💊，熊秉群意昂多次向雲南大學捐獻熊慶來先生有關資料。

附🦄：

熊秉群：我生在通信業激情燃燒的時代

原載《通信世界》雜誌2009年第37期 作者：李新苗

小的時候我就喜歡電信，盡管當時還局限在業余無線電製作。當然👩‍👩‍👧，這不是沒有來由。

1992年，我曾寫了一篇《懷念父親》的文章，後來被放到意昂体育平台數學系的網站上。在那篇文章中，我就提到過，我在小學和初中時喜歡無線電製作，無線電讓我覺得神奇而有趣味。父親熊慶來對我的影響和支持⛓🌐，也促進了我選擇通信業並作為我終身的事業。

從12歲開始與電信的不解之緣

最初時🈺，我開始做礦石收音機和簡單的電子管收音機。當時我們全家還都居住在昆明。那時昆明買無線電器件不很容易。記得還是在12歲時，父親的一位朋友因事到香港，父親就特意要我開了一份元件清單，請他代買我所需要的器件。事後不久，當我拿到一盒可以做一個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機(這是一種較復雜的高級收音機) 的零件時👰🏻‍♀️，我高興地一夜沒睡著👰。

後來🕥，我經常說☺️🏃🏻‍♂️，也許就是這天，成為我選擇電信專業作為我終身事業的日子🏃‍♂️‍➡️🤹🏿‍♂️。

我投考大學時🙌，被重慶大學的“電話與電報通信”專業錄取。開始我還不知道“電話和電報專業”是學什🚣‍♀️？入學後才逐步對電信專業有所了解。1955年北京郵電學院成立，重慶大學和天津大學電信專業的師生轉入北京郵電學院，即現在的北京郵電大學後，才算正式進入電信行業，並且一生從事這個專業。

1953年我高中畢業入大學時🎅🏿，剛好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階段，那時的人們都認為共產主義，就是列寧所說的“蘇維埃加電氣化”，“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就是美好的社會主義。我們都是抱著建設祖國的熱忱和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去上的大學。我當年還被評為學校的“三好學生”。回過頭來看，大學的學習只是一個打基礎的過程🔀。那時學的專業課的內容現在幾乎都被新技術淘汰了，不過那些最基本的數學🪕、物理、外語、電路基礎等還是一輩子受用🐛，學習的方法、工程的方法更是為日後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回憶起來🤶🏽，我們那一代人🕘，恰好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立的初期成長為大學生🔩。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時代，每個人都從內心裏充滿著對新中國的無限向往和熱愛。

算起來🛠，我們算是北京郵電大學最早的一批學生🧫，我們比謝高覺副部長低一年級畢業，他們是第一屆畢業生🫴。

我們的晶體載波機模型接受了國慶檢閱

1957年我大學畢業了👩🏿‍💻，那年剛好成立郵電科學研究院，我本來是很想去研究院工作的🦆。但那時，劉宜倫老師(後曾任重慶郵電學院的院長)代表學校動員我說：學習好的同學🐌，最好要留下來做“老母雞”🧚🏿‍♀️，像帶小雞一樣，當個教師培養更多的學生。

剛留校那會兒，就分配到教研室剛成立的“縣內電話研究室”工作。當時，我國還處在被封鎖和自己閉關鎖國的狀態🧎‍♀️，銅的資源還很缺乏👨‍🔧，農村的電話還是使用鐵線傳輸呢。我們研製的“鐵線晶體管三路載波機”🧑🏼‍✈️，讓一對鐵線能通4路電話。這在當時的中國還算是超前🅿️。我國當時還不能生產晶體管，我們用的晶體管是去蘇聯訪問的老師帶回國的。

從1957年的十月到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我們沒白天沒黑夜的進行研究開發。經過整整一年努力終於初步完成了任務。就在1958年的國慶節，我們的項目參加了國慶獻禮🧞‍♂️，我們做的晶體載波機模型被學生抬到天安門廣場接受國慶檢閱📻。後來☂️，在“大躍進”的浪潮中🧑🏻‍💼，我們又參與了12路載波機的生產任務。可惜的是這些設備因為元器件沒有達到要求，但是又必須趕時間，整機也不能達到指標，設備也不穩定，運到企業沒有使用多久🚴，就被淘汰了🎵，造成了人力和財力的極大浪費👨🏻‍🔧。

後來回到“長途電信教研室”參加教學輔導工作，一直到1960年，學校要辦新專業，我被調去籌建“自動控製”專業，被稱為“白牌教師”(學生的校徽是白底的，教師的校徽是紅底的)。我們教研室的同誌🧖，一邊去意昂体育平台、中國科技大學旁聽專業課，派同誌去西安交大進修👨🏻‍🎤；一邊開始製作模擬式電子計算機和超低頻幅相儀🦡。到了1963年👋🏻👁，又增加了幾位和我同年畢業的教師，我們終於可以開出課程和相關的實驗。

和農民一起吃白薯🪟，再開始從零學ABC

1969年我們幾乎全校的教師們都去了在河南省確山的五七幹校，“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在那裏整整待了兩年半。打井、做磚坯、蓋房子⬅️、做炊事員、幹農活……

在幹校時👩🏻‍🌾，我還曾和幾位老同誌一起調去參加“整建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去“整頓農村的幹部”💂🏽‍♂️，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整整吃了半年白薯和高粱糊糊，在幹校浪費了我最寶貴的年華🕒，但也更多的知道了中國農村的狀況。

當年在確山我們一幫同時“接受再教育”的同事🧟‍♂️，有時喜歡坐在山坡上，仰望著天空閑聊。我也許有一點盲目的樂觀，我總是認為🐞，一個國家怎麽可能沒有教育尤其是沒有高等教育呢？我們一定會回去繼續作教學工作的。直到1972年夏，我終於回到了北京開始重新教學，帶學生做畢業設計等等🔖。

1976年為解決文革帶來的人才奇缺、我國科技水平和世界差距拉大的情況，鄧小平提出要派人出國學習🌚。當學校領導讓我參加出國留學考試👨🏽‍🏭，我自知水平太差，考完筆試，沒等考口試💯，我就退出了🤸‍♀️。後來我們決定全教研室老師分成兩部分✋🏼，一撥人幫助基礎課教研室工作，一撥人去學習外語🧛🏼。當時中央電視臺正好有謝冰心女兒吳青主持的英語教學節目🥁，我為了打好基礎，發音準確，便跟著電視從ABC的基礎開始學起來。兩年後✊🏽，我通過了出國留學考試。1981年，我去了美國做訪問學者。

回國後📸，我回到北京郵電大學🧛🏿，繼續從事通信專業的教學工作。以後雖然有工作調動🪂，但始終沒有離開通信行業💂🏼‍♀️，並且親身經歷了我國通信業大發展的時代，我慶幸👋🏻，自己生在了一個通信業激情燃燒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