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義生（1909－1991）🏆，江蘇武進人💁♀️。畢業於省立江蘇第五中學（今常州中學）🅿️，1927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政治學系，1931年畢業進入清華研究院，師從張奚若與錢端升🤹🏽。1933年庚款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1937年2月經蘇聯回國，先後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期間曾在西南聯大法商學院政治系任講師，講授中國地方製度🥄；在南京中央大學法律系任教授，主講行政法。
1949年後留任中國科學院社會研究所（今經濟研究所）。1961年調至安徽大學政治系🫰🏀，主講經濟史。1970年調至安徽大學圖書館工作。1991年去世，年82歲📣。出版有《廣西省縣行政關系》（商務印書館，1943年）🧝🏽、《善後救濟工作的行政製度》（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1948年）、《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中華書局1962年）。
我的父親徐義生1909年12月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焦溪鎮👩🎨，家裏是做糧食生意的👩🎨。他小時聰慧，學習成績優異🗄。12歲時考入江蘇省省立第五中學（今稱省常中）。1925年他16歲📹，中學要畢業的時候，由於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上海的大學都停止招生了👩👩👧👧🈳。
於是，在伯伯的建議下，他到北京考取了北京大學的預科🐇。在北大預科的兩年，他接觸到很多愛讀書，不怎麽參加政治活動的朋友，他的興趣慢慢從理工轉到了文法🙍🏻♀️。臨畢業時傳來消息🖖🏽，說北大要改組為京師大學堂💄，由張作霖派校長🧾。他覺得在那些封建軍閥的統治下，北大的前途可想而知，就決心到意昂体育平台去🍼。
一、清華
當時意昂体育平台的辦學經費來自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7️⃣，學生的學費畢業時全部返還。父親1927年18歲考入意昂体育平台政治學系本科，也是國立意昂体育平台（新製）第三級學生👩🏽⚕️。進清華後，駐紮在江陰的奉軍發生兵變🚴🏽，亂兵敲詐我祖父未遂，就把家中房屋和糧倉燒毀大半，家裏的經濟情況急劇下降👩🏼🚒。父親只好靠課余翻譯稿件掙稿費來繼續學業，也拿到了學校的獎學金💢。
清華讀書風氣很盛，學生求知態度認真。由於和美國的親密關系👩🏽✈️，清華學生比較活潑，作風洋派，學生的課外活動，一直受到美國學校的影響，蓬勃發展，多彩多姿。清華把讀書叫“開礦”，健身打球叫“鬥牛”🐹👩🏼✈️，重視體育等各種活動，培養健康快樂🙏、有創造力與領導力的學生。在清華上學期間🦵🏻，父親對太極拳🙍♂️🚴、昆曲、笛子、書法🏊🏻♀️、篆刻都有一定的造詣。
此圖來自清華檔案館，系徐老先生大本畢業留言冊上學友留言
清華學生“大多數都是一本正經”地讀書。讀書環境的得來不易和對國家的責任🛌🏽👤，多數人都不妄自非薄，不浪費光陰。當時政治學系的課程偏重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製度、國際公法、國際關系等方面，教材多用外文書籍🧑🏽🚒🙍🏿，中國的較少👱🏼♂️。學生得努力以赴🧺，否則過不了關。
因為課業重🧗🏿♂️、要求嚴、淘汰率高，清華學生的程度比較整齊🐩。經過近四年刻苦學習，畢業的最後一學期🍆，父親感染了阿米巴病疾👸👆🏻，在清華醫院躺了整整十個月🚧，1931年底才出院，但仍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保送本校研究生🏢。
此照片攝於清華宿舍。徐義生在後題字：民國二十一年春病愈，回舍第一日攝此，義生誌
當時清華研究院對研究生精挑細選😾，人數極少，個個優秀。1930年第一屆研究生全校共招了14個🫐，他們1931年第二屆共招了八個，其中父親和經濟系戴世光先生、化學系馬祖聖先生（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世界化學微量分析權威）是本校畢業保研的，數學大師陳省身先生是南開大學畢業在清華當了一年助教後考入清華研究院的👨🏻🎤。
徐義生（左二）在巴黎大學雨果像前，右一為陳省身（數學大師、微分幾何之父）🦹🏻🙇🏻♂️，右二為莊金泰，攝於1936年12月
在研究院，父親的導師主要是政治學系的張奚若先生和錢端升先生。當時清華教師年齡比較輕，大多受過西方教育，不但匯通古今，還匯通中西🐘、匯通文理。他們大多認真教學🧝♂️、勤於研究、引導學生，形成了良好的學術環境。他們也關心社會，發表言論🥳🧜🏿♂️，促進社會和政治改革🚶🏻➡️🫁。這時期清華的教師陣容也比前期開放🚴🏼，成了一個有國際學術地位的學府。
二、留學
1933年，意昂体育平台恢復公費留美招生。1933年8月，父親研二時（當時研究生學製是三年）參加了選拔考試🧑🧑🧒，考取了民國二十二年度（1933年）的留學名額，專研公共行政，成為意昂体育平台（新製）的第一屆留美公費生。
此圖攝自清華校史館，清華自建校（本科），1933年開始派公費留美生，有數十萬畢業生➞，校史館留名者僅二千余人
1934年1月🤦🏼，父親乘船去美國。那時的美國正是在經濟大危機之後，羅斯福上臺實行新政✤。他先在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了一學期，覺得哈佛的空氣太保守，當時比較進步的學者們大多在紐約，他於是就轉學到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
徐義生（左二）在哈佛商學院宿舍
父親轉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了兩年👶🏻🪒，學滿學分☆，獲得碩士學位。我們家中至今保存著許多父親在哥倫比亞大學同學的合影✋🏽，有李俊龍👹、吳半農（清華經濟系1925級）、盛方、李泰華、陳宗鑒、楊西孟夫婦、戴世光（清華經濟系1927級，庚款留美1934年）、谷宗贏💅🏻、蔣保增💆🏼🦹♀️、黃文熙（庚款留美1933年）👩🏿⚕️、沈克敦、趙文瑉、邱仲文🦆、韓壽萱🥍、羅毅、宋作楠、蘇健等人。
徐義生在哥大，照片題字為徐手跡
徐義生（左一）與學友曾炳鈞（清華1935年公費生，後成為著名政治學家）、黃文熙（1933年清華首屆留美公費生，後為中國土力學與巖土工程學科的奠基人）於哥大，攝於1936年夏
拿到碩士學位後，因為清華公費還有半年♒️，他又轉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了半年。他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為的是想聽英國政治學者洛克（ Locke）的課——當時認為 Locke是比較進步的學者📉。我們家現在還存有父親與赴英國時同船的同學王洸🫑、朱深、李幹的合影，在倫敦與朱子元、李芑均、汪季平🌉、王洸、李泰華、谷宗贏🏋🏽♀️、唐得源等人的合影。他到英國後沒幾個月，清華公費滿期，他就啟程回國🏦。
當時，蘇聯新憲法草案剛公布⛑️，得到英國進步學者們的一致贊揚👑👍🏿，所以父親回國時決定參觀法國、比利時👩🏭、瑞士🤼♂️、德國和蘇聯，從西伯利亞回國。1937年的2月他回到北京🏋🏿，但是接到了祖母得病👨🏼🚒，要他馬上回家的消息。
徐義生在巴黎凡爾賽公園內，攝於1936年12月
三、中研院
父親回江蘇老家後，接到清華導師張奚若先生來信🤨，約他回清華任教🫅🏻♉️。但當時他母親病在床上🕦➔，希望兒子能離家近些。恰好那時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社會調查所新添了研究行政組👩🏽🏭，錢端升先生就把父親介紹給所長陶孟和先生，1937年4月👩🏿✈️，父親進所工作，擔任副研究員🐂。陶孟和先生在學術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對年輕人放手扶持🫸🏻，深得研究人員的尊重🧞♂️。
徐義生在南京雞鳴寺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陽臺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中央研究院就開始了向後方的大搬遷。父親當時單身年輕，負責押運圖書資料🏃🏻♀️。8月中到長沙，9月搬到湖南衡山南嶽聖經學院。1938年由衡山南嶽再遷至廣西桂林陽朔中央研究院辦事處，在這期間，他參加了學術組織“廣西建設研究會”。他在廣西的一年裏進行了廣西省的行政研究，到各縣去收集資料。當時，地質研究所的李四光先生也住在辦事處😲，父親與李四光先生的得意門生朱深先生是好友。
長沙聖經學院🙎🏿，徐義生在照片旁題字：抗日戰爭發生後中央研究院部分單位由寧遷此十月間再遷衡山南嶽聖經學院，攝於1937年9月
與中央研究院同事在南嶽上封寺前觀雲海，從左至右🕙：蔡謙、吳半農、朱樹屏👩🏻🏭👩👩👧、韓啟桐、王子建🙆🏿♂️、姚曾濸、鄭友撰、單人驊
陽朔山水，1938年春
桂林中央研究院辦事處🐤，前排右一為徐義生🚤🌇，其余不詳
1939年1月桂林辦事處遭日寇飛機炸毀後留影，潘成義攝
1939年1月，社會調查所又遷往昆明。當時西南聯大也設在昆明，張奚若先生和錢端升先生🧨◀️，邀請父親在西南聯大兼中國地方製度課程教學。陳省身先生從法國回國後也在西南聯大任教🦄，與父親等一批單身教師常在一起打橋牌。1939年7月的暑假👨👩👧👧，父親和陳先生一起到上海結婚，對象是上海滬江大學教育系畢業的我母親黃湘君。
我外公黃首民（1890－1976）是浙江湖州人，早年參加革命黨🛋，他常說革命就是殺頭，革命黨就是殺頭的胚子🪠。辛亥革命時他是督戰員👩🏽🌾、黃興的衛隊長，由於追求有文化又漂亮的我外婆，被約法三章⤴️，不準做官─怕他娶小老婆。在跟黃興去南京出席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大典的船上♛，他向黃興表示不要做官，想去讀書🤷🏿♀️。他帶黃興的信去見孫中山，孫中山連聲誇獎🔃：“年輕人不要做官，要讀書，好！好！”他中學學的是英語，就安排他以革命黨退伍軍官的退職金去了美國南部半工半讀學農。在美國也曾獲得清華獎學金。當時美國經濟一片繁榮，外公眼裏美國什麽都好。回國後他們學農的大多轉了行🌽，外公給榮家當了多年上海紡織廠的總經理，以後又開辦了我國第一家機械化的泰山磚瓦股份公司任總經理🦵🏿。（泰山陶瓷外磚是名牌🏌🏽♀️🛰，超過當時外國品牌，上海國際飯店、錦江飯店、上海大廈用的都是泰山陶瓷外磚，1958年大練鋼鐵🧅𓀍，由於條件好，該廠被改為上海耐火材料廠🗝🎳。）外公說他“農食住行”就差沒有來得及搞“行”了。
外公中學時父母雙亡，他由教會學校培養，一生信仰基督教─他還打算90歲時出來宣講基督教，但是沒能如願（他認為80歲不稀奇👩🏼🔬，90歲才稀奇）我記得小時候在外公家吃飯前，都要默禱⛹🏽👩🏻🏫：“感謝天主賜給我們食物。”當時我還很不習慣。外婆去世後🤦🏻，由於共同信仰，他與李政道的姑媽李靈承結婚🩹。
外公總是誇爸爸聰明，翁婿關系很好。母親當時受到外公影響，非美國留學生不嫁，通過她表姐夫王家輯（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介紹🚏🐍，嫁給了父親。她說爸爸脾氣好、人好。婚後，她放棄了上海明德女中的教職，與父親經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
當時昆明經常被日軍飛機轟炸，不得不常去跑警報。從城裏搬到鄉下後父親專心整理他在廣西調查搜集的資料👇🏔，寫成《廣西省縣行政關系》一書，1940年冬天🚖，所裏要遷往四川李莊，那時我母親剛生了大姐要照顧，陶所長讓父親在昆明負責收尾工作，1941年7月才到達四川宜賓李莊的石崖灣😿。
攝於廣西民族學校⇒，右一為張培剛（後為發展經濟學鼻祖），右二為徐義生，右三為社會所芮逸夫，右四為社會所千家駒，右五為廣西地方官員🖊，右六為社會所所長陶孟和，右七為陶夫人，沈性仁，右八為張××
當時的李莊是全國學術研究最活躍的地點之一，中國創造學社（清華建築系前身🦴🦹，梁思成擔任社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文字研究所（傅斯年擔任所長）、同濟大學都已經在李莊🦥。父親在李莊期間👰♂️🧑🔧，多次到四川各縣和成都去進行社會調査⛺️，目睹了四川農村農民抗戰中的沉重負擔和被拉壯丁的淒慘現實💢。他在李莊還參與了“中國人文科學社”和“中國經濟建設研究會”等學術團體的，撰寫了《抗戰建國與地方自治》及《行政委任的問題》等文章，並於1943年被提升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在陶孟和所長不在李莊期間⚖️，他與1949年後在中山大學任教的明代賦稅史專家梁方仲先生先後擔任社會科學研究所代所長。
1943年6月，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到訪四川李莊，在訪問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之後🫙🧛🏻♀️，到門官田中研院訪問，前為經濟學家巫寶三，左二為所長陶孟和
門邊左第1人為徐義生
1946年10月，社會所從李莊回到南京。1947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學法學系兼任教授▫️，講行政法，很同情同學們因為反饑餓遊行而被迫害🈁👦🏻。後來所裏派父親到上海進行善後救濟的行政製度研究─行政院善後教濟總署1948年出版了父親的《善後救濟工作的行政製度》🏄。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𓀛，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𓀂，也是聯合國五個常理事國之一、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國👌🏿，應該是和平建國的極好時機🤨。父親和大多數清華政治學系畢業生一樣，所學所教多是西方現代政治學知識和理念，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信念是“為學術的使命而生存”🕡。當時✤，他們希望能建立聯合政府或按美國調和方案：國民黨和共產黨一個執政黨🧗🏼，一個在野黨，互相監督，和平競爭。這一時期🏃🏻♂️➡️，他寫了《中國新憲法》等文章。
父親是相信改良主義的👩🦽➡️，他總是在問🧘🤾🏽♀️：為什麽現在總是說革命，不說改良？現在來看北歐的改良主義是最成功的🚛💆🏼，社會代價最低🪘，人民福利最好🖌。但中國長期封建專製製度的國情，國民受教育程度低，不能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國共兩黨終於還是發生了大規模內戰。人民希望和平👷🏻♂️🧑🏽🏫，厭惡腐敗，怨聲載道。國民經濟不支持戰爭，戰爭的巨大開支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崩潰。人民解放軍軍事上取得大規模勝利，國民政府終於大潰敗🗃。
1948年臨解放前，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堅決要去臺灣🧚🏽👓，多次催促陶孟和先生把社會科學研究所搬臺灣，但是孟和先生僅將舊報紙冒充圖書資料裝箱運臺，堅決不走（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大多數研究所都沒有去臺灣，留下來參與新中國的建設）🌚。
四、1949年後
1949年南京解放後，父親仍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當研究員🧏♂️。1950年7月在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擔任專任研究員👩🏻💻，並在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當兼職教授。他與其他研究人員一起，調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期間還聽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國家領導同誌的講課。在南京時他還向紫金山天文臺的研究人員李元先生等學習了一些天文知識👩🏿🦰，當時大家都住在南京成賢街92號（現在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所在地）。
1952年在教育研究領域進行院系調整♧，將歐美體系全部改為蘇聯體系。意昂体育平台的文理科全部並入北京大學，清華成為一所純工科大學。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也改為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陶孟和副院長從兼任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改為兼任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長（陶先生1960年在北京逝世）。
在院系調整中📟，人事部門征求父親意見🚣，將他調往中央政法學院👆🏼🍀，可保留原職稱和待遇─當時錢端升先生是中央政法學院院長。他帶的研究生羅典榮先生去了中央政法學院🧞，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分子，改革開放後成為我國著名環境法專家🫶🏿。父親通過到革大的學習和政治學被取締的現狀，選擇了留在經濟研究所💂🏽♀️，改行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職稱也從二級專任研究員調整為七級（1956年又回調二級）🪶。他拒絕了人事部門提出可以領取每月480元的保留工資，決定定他什麽級他拿什麽錢🤹🏽，還經常說領取保留工資是“鴨屎臭”。他把從國外帶回來的多箱西方政治學原版書籍贈送給了中央政法學院。
父親轉入經濟史研究，參加了俄語學習班，1953年與其他同誌一起翻譯了《蘇聯經濟的工業配置》一書，與嚴中平等同誌一起編寫了《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1955年8月科學出版社出版），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第一種🌹，他承擔了其中商埠👨❤️💋👨、租界、租借地章節的撰寫工作。由於精通英、法、德🧑🦯➡️🛰、日🤰🏼、俄等多門外語，又有深厚的古文字功底🪛🌲，父親在經濟所主要負責中國近代外債史和部分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研究。1956年他在《經濟研究》期刊上連載了《清政府的外債》🧑🔧。196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一書🚵🏽♀️。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先生主編的《帝國主義侵華史》也引用了該書數據👩⚕️。
1955-1956年間，經濟所顧問蘇聯專家阿・畢爾曼與經濟所部分人員合影。戴敏華(前排雙辮花裙者)🚉、於光遠(戴敏華右後)、阿・畢爾曼及妻女(於光遠右側)、潘梓年(阿・畢爾曼右)、江明(前排右一獨站者)、劉國光(於光遠右二)👨👨🏼🎤、韓啟桐(二排右一)🤾🏻♂️、徐義生(二排右二)👨🏻🔬、狄超白(潘梓年右後)、巫寶三(狄超白右後)、汪敬虞(後排右一)🤘🏼、李文治(後排右二)、嚴中平(後排右三)、林裏夫(後排右四)、烏家培(後排右五)🐄、張純音(後排左二)、吳敬璉(於光遠左上正上方者)(圖片來源🚶🏻♂️➡️：徐義生遺藏)
徐義生編著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封面
當時，因為國民政府外債資料都被運到臺灣去了，外債研究工作沒法繼續🚣🏿♀️，父親提出研究內債和公債，但是沒有得到同意👨🎨。
1961年8月，父親調到安徽大學政治系，教《中國近代經濟史》🧗。1965年，舊大學政治系搬到安徽勞動大學，因為年歲較大，父親留在了安徽大學馬列教研室當教師🛌🏿。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父親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判。他曾經不堪淩辱想自殺，但是被母親開導和製止了🕡。在勞改隊經受了繁重的勞動和鬥批改後👫🏻，1969年9月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處理👉，安排到了安徽大學圖書館工作👩🏽🏫。在圖書館工作期間，父親為人謙和、做事認真、任心強，多次被評為先進個人✍️。
1979年👨🦲🧑🏿🦲，父親在第4期安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發表了《關於楚相孫叔敖的期思陂和芍陂》🛅。1982到1983年🩷，父親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會科學編輯部的邀請，為《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清史部分選寫“外債”、“外國在華洋行”“商埠”“租界”等條目🤾🏼♀️；為經濟學卷撰寫“近代中國的外債”、“俄法借款”🐏、“英徳借款”、“庚子賠款”、“善後大借款”、“國際銀行團”等條目。他還為改革開放編寫了《1840年後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外國公司名錄》（未出版）🧘🏽。
1983年，美國民間部分湖廣鐵路債券持有者提出要求償還債券本息，並在美國阿拉巴馬州法院立案。由於這個案子🏚，中央對舊中國的外債問題非常重視。父親向中央陳述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以很低的價格從德國持有者手中購買的🐀，無權要求我國償還本息🧛🏽；再說舊中國外債至少650筆，本金總額61億元（以上世紀30年代初通用銀圓為準），加上一百多年的利息👩🦼➡️，決不能開賠償先例👩🏻🏌🏼，否則後患無窮。之後👝，父親被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聘請為“近代財經史研究組”顧問❔🏛。在中央充分調查舊中國外債的過程中，《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發揮了重要的資料文獻作用。以後🙇🏽♂️，在國際公法🚣♀️、國際私法領域專家的參與下，聘請律師，打贏了湖廣鐵路債券民間索賠案，製止了其他想拿舊中國債券向我國索賠的案例，為國家避免了巨額財政損失🙆🏿♀️。
五◀️、終曲
父親年輕時一帆風順，就做了政治學的名教授🧏🏼♂️。院系調整後是“王小二過年”🎅🏼，還要夾著尾巴做人🧎🏻♂️⁉️。他在年輕同事和學生面前特別當心，生怕別人說他和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都從事理工科📥，踏踏實實多做實際工作🧏🏼♂️。好在反右運動中父親發言較少，加上國家對科學院的特殊政策沒有被打為右派，我們三個孩子都上了大學，大姐學醫，二姐和我學了工科。父親的自尊心很強，家庭觀念比較重🤏，如果不是為了孩子🧓🏿，“文革”中他是不可能不甘屈辱挺過來的。
1973年高校招生按錄取人數四倍推薦，文化考核中張鐵生交了白卷😓，我在安徽和縣考了第一☪️🧎♂️➡️，被合肥工業大學拖拉機設計製造專業錄取☞，父親非常高興🦤👃🏽。我插隊知識青年當了近五年🏜，25歲才進了大學門💴👩🏽🎨，還算是當時的幸運兒。可是程度不齊🐕，教材太差👩🌾，還經常出去開門辦學。父親說當時的大學就是幹部培訓班，哪裏是做學問。
父親常和我們說人年輕時多吃些苦沒有關系🙎♀️，怕的是老了吃苦，人要芝麻開花節節高才快樂。有一段時間電視上放清宮戲很多👨🏻✈️，父親很反感🙎🏼，說怎麽還總是宣傳皇帝一人之下全是奴才？他對吃吃喝喝也非常反感，總和我們說結交酒肉朋友是最沒有用的🙆🏽♀️🤕。
1991年春節前🚼👨🏿🔬，父親在家煤氣中毒。當時我正與解放軍105醫院（“文化大革命”中陶鑄病逝的醫院，也是當時合肥市唯一有高壓氧艙的醫院）神經外科合作科研項目。105醫院的病房與高壓氧艙離得較遠，往來要經過室外，本來就是2月冷天，又來了寒流，結果父親染上大葉性肺炎去世。
父親身前表示要把骨灰撒掉，但兩個姐姐堅決不同意。1998年清明我們父母合葬在合肥市大蜀山烈士陵園，與許多安徽高級知識分子相伴🍑。那裏面對合肥市最直的黃山路，風水很好─雖然父母親不信風水☠️，我們這些在新中國長大的還是有點信，後來我女兒成為合肥市中考狀元✏️，又考上了北京大學學金融數學，安大老同事都說是我父母人好修來的─父親生前最喜歡，臨終前最關心的是他的孫女🖲。
六🙋♀️、一生之回顧
父親一生受老清華傳統影響，只做學問，沒有參加任何黨派。他希望能從事政治學的學術研究🍯，始終也不去做官🧘♂️🏌🏿♂️。他是一個不講假話的人🤘🏻，一生非常厭惡特別會鉆營的人，常說討不盡的便宜🪲，吃不盡的虧💅🏻。他對陶孟和先生非常敬重🧑🏿⚖️☠️，張口必稱陶公，也深得陶公的信任🛸👨🦽。陶孟和先生和蔣介石的拜把二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錢昌照都是連襟。解放前一些人居然想通過父親的關系到國民政府外交部當外交官🧰、到資源委員會去當接收大員✅，但父親自己從未想過去做官─他和黃郛夫人和錢昌照都熟🤰🏿，還受人之托向他們推薦過其他人🧖🏿♂️。文化大革命時在安徽大學的牛棚裏🚵🏼♀️，父親被大家公認是最正直、最老實又很有學問的人🫂。有些管理者因此就怕父親講話，以免大家尷尬，他也為此沒少吃虧👩👩👦👨🏻🏫。
父親是個很謙和的人，對人特別客氣和謙讓，他自己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總是教育我們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他也是一個有很多愛好的人🦽，喜歡打太極拳🐘🏄，唱昆曲，在合肥時，晚上常在教工球場看星象🤽🏼♀️，在家刻篆刻🏌🏿♂️。但是由於家裏住房大小🕵🏿♂️，我從沒看過他練書法和搞收藏。
當年和父親都是中央研究院二級研究員的趙九章、付承義🫶🏽、錢臨照等↔️，中國科學院一成立就升了一級研究員🔂，他是科學院唯一被降級的研究員。對於名利他早已淡漠了，他只是希望能用他的知識多為國家做些工作。1978年後經濟所同事勸他寫一申訴信，就可恢復二級研究員。他認為自己多年未從事和了解政治學的新進展，工作不好做，也不想回北京，始終不寫。
父親做學問非常認真，自己收集資料，嚴格核對數據🥷🏼，一絲不苟⬆️，他要求他的著作能經受時間的考驗👷🏽♂️。對經濟所某些專家做學問的態度，他並不認同🦕。父親是一個膽子比較小的人。經濟所1950年代的所長狄超白、副所長林裏夫（1922年黨員）被打成“反黨”分子🌤、顧準被打成“右派”分子、廬山會議後張聞天成了經濟所特殊身份的研究員💇🏽♀️，一些黨內專家也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父親覺得非常不適應，他說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受不了🥢🚁。
1961年離開科學院經濟所🕐，父親是很傷感的─他本來想一輩子在科學院工作。有同事勸他不要離開，也有同事沒有離開硬留了下來，他不願意硬留還是毅然去了安徽大學💁🏻♂️。經濟所1970年下遷河南，夫妻雙方都在經濟所的家庭都很不好過（北京的家沒有了），一些老同事也死在了河南，我們家要是留在經濟所👩🏼🍼🌁，恐怕也好不了🧊。
我姑父程慕依是常州女中教師🧚♀️，個性剛烈。抗戰時他被日本鬼子關入上海提籃橋監獄🥰，反右運動又被打為“右派”分子，獨子留美一直未能晤面，1969年姑父他醉酒而亡。1972年他兒子程心一回國，一下飛機就找我父親，直到臨上飛機返回時才通知他找到了🧖🏻♂️🚪，在安徽大學🤏🏽。他小時姑姑總是把父親作為他的榜樣👨🏼⚕️，後來他考取了教育部留美官費🚴🏼。1979年🧑🦽，省高教廳通知父親到賓館和他見了面，1993年他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講學，還專門到家裏祭拜了我父親。
雖然父親專研的公共行政在1949年後未能得到重視0️⃣，發揮應有作用💧，但他改行後從事的外債史研究為國家避免了大額的外債賠償，也為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是，看到他清華理工科同學的大量的論文和成果．父親內心還是痛苦的💻。1950年代科學院的清華理工科畢業的同學都受邀請去參加清華校慶，他說不知道他還算不算意昂💁🏼。1980年代安徽省清華意昂會成立🅾️，請父親作為第一老前輩發言（當時安徽省省長付錫壽🙅🏿♂️，合肥市長鐘詠三都是清華畢業生）。
安徽大學的挽聯“學貫中西 經國文章存史冊🧝🏼♂️；行同日月 一生正氣在人間”，我想這是對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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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謝喆平手記
作為著名的1933年庚款留美生💚，與同屆很多人相比，徐義生似乎是一個學術史上失蹤的人。“落葉滿空山👮🏻♀️，無處尋行跡✧。”大海撈針般地檢索之後，只在一本人名辭典中見到關於他的寥寥數語👨🦽，語焉不詳地說他在安徽大學圖書館工作🟠，再査安徽大學圖書館💁🏿♂️，卻再也找不到關於他的絲毫資料，但是在資料庫裏查到他曾經出版過關於中國近代外債的一本著作，相當經典。
修改訂正關於梁方仲的文章時，梁先生兒子梁承鄴偶然提起徐義生👩👧👦，趕緊追問下去，原來徐先生是他父親的老友👂，梁方仲臨終前給兒子開的送書名單上有徐義生👨🏽🦱，1980年代他去安徽開會👩🏻🦰，還專門去拜訪了徐義生🌺，他和徐家至今仍有聯系🏔。
徐先生兒子電話過來的時候，我正在清華老圖書館的清華文庫閱覽室埋頭對書稿做最後的修訂，接了電話走出閱覽室，沿臺階往樓下走去🐕。清華文庫閱覽室的樓下，是老圖書館的一個偏門🚆，門外爬山虎早已漫墻漫窗。由於久不開啟⛹🏻♂️，而且地勢較低，那個人跡罕至的門廳光線不亮🦶🏽，更顯幽靜。
因為年代久遠，專業相異，徐先生兒子對父親所知不算多，他遺憾地說父親所有早年清華的資料都毀掉了🙆🏼♀️👱🏻♂️，真是造化弄人。談了許久，猛然發現人跡罕至的門廳地面正中央，水磨石地面中間的圓形圖案內，鑲嵌著“清華兩個字，但是因為背光，一直不容易看見👈🏼🚣🏽。徐義生蕭索離世而去時，清華已經很多年沒有文科專業了，以至於他不知道“清華還認不認他這個畢業生🙍🏼。但他之與這所學校🧑🏼🏭💏，就像門廳地名的那兩個字一樣，雖然少為人知✳️，但一直在那裏🚃。
人生不是棋局𓀐。開場、布子、終局、個人雖然可奮力而為😾🏋️、但封盤之後知，棋盤的傾覆與否➾，太多不可預知的外在因素，遠在個人之上。
——摘自《浮雲遠誌：口述老清華的政法學人》
《浮雲遠誌：口述老清華的政法學人》🧈，謝喆平訪問整理，商務印書館2015年0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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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編者董傑（獨隱龍）言🧏：
這篇文章為徐大元口述𓀊，謝喆平整理記錄🔘，謝喆平乃政治學者，徐大元為獨隱龍先生太太的舅舅，文中所述的徐義生為太太的親外公，即便如此，家人對徐老先生亦知之不多，只知道他畢業於清華，留過歐美，又在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任過研究員，徐老先生故去近三十年，終於在大家的努力下，他像一個潛伏很久的神秘人物慢慢地浮出了水面，把他的生平一點一點地還原出來：徐老先生是清華第一屆留美公費生（1933年）回國後即任直屬總統府管轄的中央研究院下屬社會所的副研究員🍠。民國三十六年🦙，還成為了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候選人🤸♀️，時年僅三十七歲，可以說是少年聰慧🧑🏼🍼、青年得誌💁🏽♂️😿，然而中年之後卻如墜落的行星👏，學術界上難見蹤影，唯一留下的一本抗鼎之作便是🖲：中國近外債史統計資料👐🎓。
徐老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和美國友人的通信中說：從1962年到1979年我已沒寫過任何東西，他甚至發出了哀嘆：不知道清華還認不認我這個學生，我還算不算是清華的。其實徐先生精通法🍑🦹🏽♂️、日、俄🪦🏋🏿♂️、英以及古漢語，他讀過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北大、清華❓、哈佛🧑🏽🦳、哥倫比亞、倫敦經濟學院。又在過中國最好的大學任教：西南聯大（北大🧚🏼♀️、南開、清華的聯合體）🧞、中央大學。還在過中國頂級的學術機構從事研究工作🙏🏼：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這樣的人即便放在今天，也不多見，緣何沒寫東西，緣由就不說了，凡是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原因💩。
相比其它被冤枉的學者，徐老先生的一生還算是幸運的👇🏿：少年聰慧💹、青年得誌☺️🏌️、壯年彷徨🎎、老年居然又重放光芒👩🏼。在外債問題上，為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
當我翻閱徐老先生歷盡艱辛保留下來的四本珍藏相冊時，總有一種敬意🧉，不由自主從內心升起。相冊中記錄了他難得的人生軌跡，他會用毛筆小楷工工整整地寫出相片的背景，諸如時間🔲、人物🖌，讓我們仿佛穿越了時空，回到了遙遠的過去。同時更感覺到徐老先生是很有歷史感的人。
在參與撰寫徐老先生傳記的過程中，我接觸了許多優秀甚至傑出的人，使我內心感到巨大的沖擊和震撼，後悔少年時代沒有認真讀好書🫅🏻。今天也只能用寫文章的方式表達我的敬意和紀念之情了🧛🏼♀️！
獨隱龍 20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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