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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周恩來的三次零距離接觸

——寫在周恩來同誌誕辰115周年之際

文/張彥

我今年91歲，從事新聞工作有大半輩子，接觸過許許多多的傑出人物。其中👒👩🏻‍🎤，最讓我永遠懷念和無限崇敬的便是周恩來同誌👩🏿‍🍳。我和他最長的三次零距離接觸都是在重大歷史時刻：1945年重慶國共談判🙏🏽，1949年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1955年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而這幾次接觸😏，也成為我一生無法磨滅的深刻記憶。

重慶談判時的強烈感染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後，中國面臨著和平與內戰兩種前途，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註視著當時正在陪都重慶舉行的國共談判🫂💆🏽。作為重慶《商務日報》的記者，報道這個重大事件是我的首要任務👷🏿。不過🧔🏿‍♂️，談判中鬥爭的錯綜復雜👩🏽‍🍳，是可想而知的。中共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周恩來是最受記者追逐的熱門人物，因為只有從他那裏才能獲取談判的真實情況。當時🪰，周恩來同誌常在重慶曾家巖50號中共代表團辦事處舉行記者招待會🦹🏼‍♀️，每次都是座無虛席。對我而言，這裏已經是熟門熟路了。

記者招待會上，周恩來侃侃而談，一席話使人很快明辨是非，連在場的國民黨記者也不得不心服。不僅如此，他的真誠給在場的人以強烈的感染力🗼，讓大家深刻地感受到：祖國的前途命運與我們每個人密切相關。對於我們這些年輕的記者🩻，無論政治信仰如何🎱👔，在我們看來，周恩來不僅是一名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同時也是一位關心和教育後代的和藹長者。當時，剛從大學畢業的我還只是個進步青年。在重慶談判的采訪過程中🐜，周恩來同誌的講話對我影響很大，我明顯感到自己的覺悟有了提高，是非曲直盡在眼前🪓🤙，越來越清楚自己應該選擇怎樣的前進道路。在戰爭不可避免的關鍵時刻，我已深感到必須把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綁系在一起👩🏽‍🎤。於是🏋🏻‍♂️，1946年，我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為新中國成立前的準備工作嘔心瀝血

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開幕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心議題就是由來自全國各方代表共同協商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新中國。懷仁堂裏，喜氣洋洋👷🏼‍♂️，大家各抒己見🕵🏼‍♀️。當時，我有幸作為香港《中國文摘》雜誌社的記者參與報道。

這個盛大會議的總主持人👧🏻，就是周恩來同誌。我親眼看到，當意見產生分歧的時候🏠，他並不首先發表意見，而是創造條件讓各種不同的意見都得到充分的表達，然後經過討論而達成最後的一致🤣🔘。例如🖨，當討論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否簡稱為“中華民國”時，出現了不同意見。考慮到這個問題的敏感性，周恩來極為慎重😜👃🏽。他特別邀請30位辛亥革命時期的前輩⚙️，以征求意見。這些曾跟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的老人💇🏼‍♂️，對“中華民國”這個稱號依然還有感情，但是又不得不承認它已被蔣介石的反動統治所玷汙。反復交換意見以後🏄🏽，大家終於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中華民國只能代表舊民主主義，二者不能混淆，因此不能用其作“簡稱”🧖🏼。其實👷，這不過是反映大會民主氛圍的眾多事例中的一個而已，所有提案和決議無不經過反復蹉商才表決定案🛑。會議🐎，自始至終都是在熱烈融洽、互相尊重的民主氛圍中進行的。

不久🤚🏽，10月1日的開國大典，舉世矚目。為了這個盛典的成功舉行，各項準備工作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開始了🟩。那時😣，對於我們國家而言🤵🏽‍♀️🪳，這樣重大意義的慶典可是頭一回，沒有經驗，但又不能出一點差錯。為此🧍‍♂️🐭，開國大典的總負責人周恩來同誌嘔心瀝血🔄，連續幾天沒合眼。由於開國大典當天，政府官員需要先在中南海宣誓🤾🏽，然後再去天安門。為了準確計算時間，周恩來還親自測量從中南海到天安門所需時間，並以此對大典程序進行安排。10月1日當天，天剛剛蒙蒙亮，周恩來又沿著警衛路線，對主席經過、停留和休息的地方以及播音器材🛢、升旗按鈕等進行了細致查看，並再次親自登上天安門城樓作最後的檢查。

那一天，天安門城樓上懸掛著八盞宮燈，八面紅旗迎風飄揚，使古老的城樓煥發生機，準備迎接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當毛澤東主席🦸🏽‍♀️、朱德副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宋慶齡副主席等一行沿著臺階走上來的時候，都是微笑著舉手和大家親切打招呼，沒有人組織夾道歡迎🧑🏽‍💻⏺，只聽見群眾自發的陣陣掌聲🚶🏻‍➡️。慶典開始時，站在毛主席身邊的都是些新當選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成員👨🏿‍🏫，既有共產黨員，也有民主黨派成員。沒有規定的順序排列🎡，更沒有什麽等級區分，大家歡聚一堂🛺。此時，在人群中的我看見🖥，周總理身在其中🖕🏻，還是穿著平時那件卡其布衣服🤛🏻🕚，雖然為準備大典已頗為疲憊，但他還是露出了開心的笑容，依舊神采飛揚。今天，當電視重播開國大典錄象時還可以重溫當時那親切的氛圍，令人難忘。

亞非會議上彰顯大國總理的風範

1955年🎬，還是二戰以後兩大陣營對立的冷戰時期，然而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已經風起雲湧。緬甸🫨、印度💂🏻‍♀️、錫蘭（今斯裏蘭卡）、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五國聯合發起，於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並且主動邀請剛剛誕生6年、但依然受到美國封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對於這個能夠走向世界的大好機會，中國政府非常重視👨🏻‍🚒，決定派以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前往出席。

當時，我作為對外宣傳刊物《人民中國》的記者隨團前往報道。作為記者，本應到香港隨代表團乘坐包機飛往印尼。後因周總理臨時應邀訪問緬甸👩🏿‍💼，我們這些兼任代表團工作人員職務的記者也就隨之改道。沒有想到🚴🏿‍♀️，當我們還在昆明準備出發之前♚，突然發生了國民黨特務製造的“克什米爾公主號”民航機空中爆炸慘案，11名中外記者和外交人員遇難🕵️。形勢急劇惡化🙋🏼‍♂️，敵人的主要目標顯然是要謀害周恩來☑️，以此破壞即將召開的亞非會議👩🏻‍🦯。這時候，周總理卻絲毫不為所動🆚，一面沉著指揮對敵陰謀的揭露和鬥爭🪚🔪，一面更加緊了參加會議的準備工作🫳🏼👩🏽‍🏭。

應邀參加亞非會議的29個國家，代表著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但這些國家卻情況各異，錯綜復雜。有的雖已獨立🍱，但仍然受製於殖民主義國家，不得不充當其代理人的角色。美國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會議🛒，但卻派來了一個70人之多的所謂“代表團”，名曰“記者”🤯，實際上就是來破壞大會的。所以，大會還沒有開始，嚴竣的鬥爭形勢就已出現，何況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造成的恐怖威脅也籠罩上空。

會議頭兩天的大會，是按國家名稱英文字母順序進行各代表團團長發言。大多數代表在發言中譴責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表示了促進亞非團結合作的良好願望🫸🏽，但也有一些發言顯露出其險惡用心——有人把“共產主義”汙蔑為“新殖民主義”， 甚至懷疑中國對鄰國搞“顛覆”活動，這顯然是別有用心地企圖轉移大會的方向。正在冷靜觀察的周恩來🀄️，一再推遲代表中國的發言，靜觀其變。果然，各種各樣刺耳的攻擊🍒、謾罵隨之出現💂🏼‍♂️。泰國親王居然汙蔑中國成立傣族自治州是為了“侵略泰國”。很明顯🙇🏼‍♀️，美國的手已經伸了進來🥍✋。

這時🕝，人們的目光都聚焦在周恩來身上，以為他一定會拍案而起，予以反擊。於是，就會像某些人所期待的那樣，大會必然爭論不休👨‍👧‍👧，以致最後陷於僵局👈，不歡而散👳🏼‍♂️。但是，人們註意到，周恩來一直在耐心地傾聽各種不同的意見👨‍🦳，並且不時在紙上記錄些什麽🚪。直到19日上午，周恩來始終沒有發言。

但是，那天中午回到住地後，一場準備發言稿的突擊戰忽然展開🫦。周總理在屋裏口述🧊🔤，由他的秘書浦壽昌用鉛筆記錄🐕。我們幾個翻譯都坐在打字機前等候著🧜🏻‍♂️，送來一頁，翻譯一頁。緊張的氣氛，猶如在進行一場戰鬥。但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周總理的這個《補充發言》，竟在亞非會議上發揮了旋乾轉坤的重要作用！

下午的大會3點開始。我們的車隊前往會場時，正遇上了一場熱帶的瓢潑大雨。可是，令人吃驚的是，會場前面的馬路兩旁依然站滿了打著雨傘的人群，他們已經知道今天下午中國的周恩來要發言，希望能直接從會場外的廣播中聽到💆🏼‍♂️。

大會開始以後，發言中依然不時出現反蘇反共以及攻擊中國的言論。接著，會議主席鄭重宣布：“現在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發言🪴！”在熱烈的掌聲中➜，周恩來健步走向講壇🪽。這時🟪🗑，會場已經座無虛席🧧，不少人只能站著聽。我註意到🛒🧑🏽‍🦳，和我一起坐在記者席上的各國記者特別緊張，看來他們都在期待著即將發生的爆炸性新聞。

但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周恩來心平氣和地告訴大家，他的大會發言稿已經分發給各位代表，現在他只作一個簡短的“補充發言”🪩🦸🏿‍♀️。頓時，會場一片寂靜，大家都豎起耳朵聽他會“補充”些什麽⛔。誰也沒有料到，周恩來的第一句話竟是：“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的，而不是來吵架的。”接著🍔，他又直截了當地告訴大家：“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製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製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接著👮，他進一步坦率地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到共同基礎，我們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猜疑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整個講話不過20分鐘，講話結束時會場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這時候🧁👩🏻‍🦼‍➡️，每一個人都不約而同地感覺到👨‍👩‍👧‍👦，會場裏的空氣陡然發生了改變。那些早已擬好爆炸性新聞的記者狼狽地跑出會場。主持會議的印度總理尼赫魯特別走過來與周恩來熱烈地擁抱，表示對他精彩發言的衷心感謝。

求同存異，成為大會圓滿成功的基本原則。由此而誕生的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的“萬隆精神”，如今也已成為普世尊重的國際關系準則。今天，受益的世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周恩來為此所作出的偉大貢獻☦️。

（本文作者曾任《今日中國》雜誌社第一副總編輯🐀、《人民日報》首任駐美記者等，是宋慶齡基金會名譽理事、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