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李廣田先生🥺,在雲南的知識界中👩🏼🚀🛀🏿,可謂無人不知曉,他是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先後兩度在昆明生活。第一次是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第二次是解放後任雲南大學副校長、校長🕵🏻。兩次加起來👶🏻,他在昆明度過的時間長達11年以上。他一生寫了大量詩歌、散文👨💻、小說🤛🏼、文學理論和評論,其中許多是在昆明寫下的⚉😖,文章中謳歌昆明的也不少🙎🏻♀️🏌🏽♀️,如膾炙人口的《花潮》🫷🏻👨👦、《山色》等。他對雲南少數民族文學產生了極大興趣,進行過搜集、整理和研究🧩,出版了《阿詩瑪》、《繡秀》等長篇史詩並寫序,為雲南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作出了貢獻🕵️♀️。他還曾擔任著名電影《阿詩瑪》的文學顧問。
1940年我考入西南聯大文學院,在四川敘永讀大學一年級。我的國文課有幸被編在A班。授課老師有三人:楊振聲教授教現代文學🥒,彭仲鐸副教授教古典文學,剛進入西南聯大的李廣田先生教作文。他和楊振聲教授都是山東人5️⃣。楊振聲教授身材高大,滿口京腔🫸。李廣田先生與之相比,就顯得矮小🌶,說的是帶山東口音的普通話🩺。常穿一件藍布長衫,說起話來常面帶微笑,謙虛和藹🫷🏿,平易近人。
我們每兩周寫一次作文👨🏿⚕️。他批改作文極其認真負責🕶。第一次作文題是《桔林》(敘永盛產桔子🤌,師生常在晚飯後到桔林中散步)。我的這篇作文受到他的好評。他在有些句子旁加了紅點,表示充分肯定,在有些段落上寫了評語🤑,並在全文末尾寫了總評語。六十多年過去了🏚,但我至今記憶猶新👩🏻🍳。
他在課堂上不僅講解我們作文的得失,而且還教我們怎樣寫好文章。他反復強調:第一要多讀👂,要研究別人的文章,學習別人的好經驗;第二要多寫🌮,要不斷實踐、總結*️⃣,這樣才能提高。
我參加的黨領導下的“布谷文藝社”請李先生擔任了導師。他和穆旦(查良錚)的詩都在我們壁報上發表過,為我們壁報增色不少👨👩👧👦。我和同班好友秦泥🫱🏽、何揚去過他家拜訪他,一起討論我們壁報上新發表的文章🍞,他諄諄指點我們一定要寫自己熟悉的東西,這樣才能寫得深入👇🕴🏼,才能得心應手。
我們經常談到的🦸🏽♀️,除寫作上的問題外有時也涉及時事政治。有兩樁事🏌🏿,使我至今記憶猶新。一樁是他從山東隨學校逃到四川的情況🦑,一提起日軍法西斯暴行,他就咬牙切齒🙆🏼♀️,義憤填膺。另一樁是1941年的“皖南事變”👩🏿🔧。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也波及到我們那座偏僻小縣城🕍。憲兵也來我們學生宿舍搜查。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這種“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他表示了極大的憤恨。
1941年暑假🙋,敘永分校撤消,師生全部返回昆明👨🏿🔧。李先生在聯大中文系講“文學概論”。我們“布谷社”並入了“冬青社”,導師除聞一多先生外仍有李先生,故和他仍來往較多👴🏽。
在1941到1943這三年中,我常去李先生家中😜,求他幫我改稿、評論並指導我寫作。我的有些文章就是由他推薦給報刊發表的🧑🏻🦽➡️,其中有一篇的題目《自然哲學》還是他改的🌥。他的住房可能原是省商校的一間教室,中間用布隔成兩間,一間臥室🧑🏼✈️,另一間作廚房、飯廳🫷🏼、工作室和會客室。後來遷到了翠湖北路一幢民房內。由於他擔任了學生文藝團體的導師,常和進步學生接近(這些學生中,有些是中共地下黨員)😵。他滿腔熱忱地輔導和提攜這些年輕人,自己思想上也受到學生的影響。他在《自己的事情》一文中說:“在這裏,我接觸了更多的青年朋友📃,我從青年人身上得到力量👨👨👧👧,得到支持。雖然生活艱苦,工作的精神,卻是奮發的🤷🏽♂️。”1945年他積極參加了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並寫了《不是為了紀念》一文和新詩《我聽見有人控告我》。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被反動派殺害,他對反動派的暴行提出了憤怒的抗議。
從1940年到1946年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的六年是李先生一生中很關鍵的時期🎸。在那樣濃厚的學術自由的氣氛中,他用馬列主義闡明文藝理論,並寫了許多文學評論。他寫的文章,視野更為開闊🕍,取材更加多樣,愛憎更加分明,更富於戰鬥性。李先生曾說✬:“我以為‘人的改造’應是長期抗戰中的一大收獲。沒有這一收獲,則抗戰勝利恐無希望👷🏽,即使僥幸勝利👩🦽➡️,也保持不住。”這從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寫的許多雜文和文學評論中可以看出。
1944年初🧑🏻💼✢,我應征去當譯員,離開了昆明,和李先生中斷了聯系💃🏿。等我再回到昆明,他已隨聯大北上了⛪️。雖然我們失去聯系,但很湊巧的是他所寫《論馬凡陀的山歌》一文和我所寫《論農民的詩——評艾青的〈吳滿有〉詩集》一文⏺,同時發表在1947年1月2日重慶新華日報(中共在蔣管區出版的機關報)文藝副刊上。在這篇文章中,他雖也指出了馬凡陀(詩人袁水拍筆名)山歌的一些不足處,但更多地肯定了他的正確方向👨🏻🦼。他在文中寫道:“……一切真正的藝術家🧑🏿🔧,必須面向人民,向人民學習,為人民服務🪥,所以馬凡陀的路又是我們大家的路👩🏿🎤。恰如在肥沃的土壤中才能生出各種各樣的奇花異卉一樣,只有在人民的大海裏,才能產生出各種各樣的詩人。”
1952年,我奉派為昆明師範學校校長。一次,我在省教育廳樓梯上突然遇到李先生🦹🏼♀️,迎面相逢,我又驚又喜。他神采奕奕,滿面紅光➡️🤸🏽♀️,藍布大褂已換成藏青色毛呢中山裝𓀏👳♂️。他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放,告訴我✊🏻,他這次來昆明,是受命為雲南大學副校長。後來我應約去他家作了闊別多年後的暢談。談到楊振聲教授曾希望他去山東大學任副校長,但他因一是組織上的派遣,二是解不開昆明這個情結🔲,終於回到了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