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時，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胡適等人都不在北平。不久，學校法學院長周炳琳、課業長（教務）樊際昌等其他負責人亦紛紛南下。於是北大的事情全由我負責（時任北京大學秘書長🚵🏼♂️、中文系教授）👩🏽✈️。到10月🌼，方正式得知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已在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假聖經學院上課。這使大家受到極大鼓舞，都想早日南去。不久🛩🤢，學校派課業長樊際昌北上接各教授南下。他到津住租界內不敢貿然來北平🚒。後我托陳雪屏到天津與樊會晤🧏🏻♀️🫶🏽，催長沙迅速匯款🥐。10月底匯款到🪭，準備南下。
11月20日，我們搭“湖北”輪南下🚣🏻，同行的有羅常培、羅庸🤟、魏建功、陳雪屏、邱椿🧑🏿⚕️、趙乃摶🪯、周作仁（經濟系）🙆🏽♂️、王烈等人。船過青島✋，我們本想由膠濟線轉隴海到平漢路，得知膠濟線已斷，只好仍乘船一直到香港上岸。到香港，因粵漢路被敵機轟炸，乃乘船至梧州🫰🏻，取道貴縣🪳、柳州轉桂林，由公路入湘。12月14日好容易經衡陽到了長沙，才知南京業已淪陷🏋🏿♀️，學校又準備南遷➰。
1938年2月中🔬，長沙臨時大學師生決定南遷昆明。一些教授此前已乘車南下轉香港赴滇，我也決定由公路轉滇越路去昆明。我們一行十幾人於2月15日晨乘汽車由長沙南下。周炳琳夫婦及子女、趙乃摶、魏建功等坐包車🪡，我與章廷謙、姚從吾、張佛泉等坐公共汽車前往。經過半個月的奔波，經鎮南關（今睦南關）、諒山、河內由滇越路於3月1日抵昆明。
1938年3月👩🏿🦳，學校已改稱西南聯合大學🫱🏿。3月初，由於學校校舍不足，蔣校長曾先往蒙自視察校舍，回來後即在四川旅行社開會，到有蔣校長、張伯苓、周炳琳、施嘉煬、吳有訓🚶♀️、秦瓚及我🏃。會上決定：文法學院設蒙自，理工學院設昆明，由北大、清華👳🏽、南開各派一人到蒙自籌設分校🏸。清華王明之👂🏽，南開楊石先，北大是我。籌備完竣，我就留在史學系教課並負責蒙自的北大辦事處。
到蒙自主要事情是盡速安排校舍💈，迎接師生到來，以便盡快上課🙍🏽♀️。校舍工程經緊張修復後，又與當地李縣長商議保安問題，因附近並不安寧。李答應增派保安隊40名駐三元宮，距學校甚近，治安可無問題。4月初，開始迎接學生，先後共5批✹。與此同時，文法學院諸教授亦陸續到來👥。
我們師生來到蒙自，轟動了整個縣城，該地商人乘機提價😵⏲。原來在長沙時，學生包飯每月僅5元5角⭐️，且午餐、晚餐都是三葷二素。及至蒙自，商人卻將學生包夥提至每月9元，且菜為一硬葷、二岔葷（肉加菜）、二素。教師包夥每月12元。是時雲南本地各機關的三等辦事員，月薪不過12元（滇幣120元），教職員一月之夥食費已與該地職員一個月收入相等👯。因此初議未諧🎥。
當時的教授大多住在法國銀行及歌臚士洋行。歌臚士為希臘人，原開有旅館和洋行。臨街系洋行，此時早已歇業📻。我原住法國銀行314號，大批教授來到後，又重新抽簽。我抽至歌臚士洋行5號房，住在歌臚士樓上的尚有聞一多🧑🧑🧒🧒🐌、陳寅恪、劉叔雅、樊際昌、陳岱蓀🖐🏼🦸🏼♀️、邵循正、李卓敏、陳序經、丁佶🏄🏼、邱大年等十幾人。
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學者，長我9歲，是我們的師長💇🏼。其父陳三立先生與先父相識👩🏼💻。三立先生曾為我書寫“史宦”之橫幅👩🏼🦱，我鄭重掛於屋中。抗戰不久🍈，因北平淪陷🫳🏼，先生乃憂憤絕食而死，終年85歲。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帶家屬。經常與我們一起散步🤷♂️，有時至軍山，有時在住地附近。還一起去過蒙自中學參觀圖書和黑龍潭遊玩。
在歌臚士洋行住宿時我和聞一多是鄰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課外從不出門💅🏼。飯後大家散步，聞總不去🎬。我勸他說，何妨一下樓呢？大家都笑了起來✔️，於是成了聞的一個典故，也是一個雅號👸，即“何妨一下樓主人”。後來聞下了樓，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途中大家一起暢談中國文化史問題，互相切磋👨🚒，極為快慰🫷🏻。戰時的大學教師生活💗，雖然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飯，彼此關系更加融洽。
我在蒙自仍在歷史系講授隋唐五代史。當時北大史學系教授僅姚從吾、錢穆及我三人。史學系師生集會，多選擇在風景如畫的菘島舉行。是年5月💬，史學系師生茶話會🔨，紀念孟森先生。是日大雨，姚張傘走在前，錢戴笠繼之後，我亦張傘沿堤緩行🌿。四顧無人，別饒野趣，猶如畫中人。除菘島外，尚有軍山🌝，亦是飯後散步之所在✦。其地較菘島尤靜，青嶺四合，花柳繞堤。不意邊陲有此曼妙山川🥤。
當聯大教學秩序正常後👩🏿🦱，我即向蔣校長提出辭去行政職務之意🤾🏻♂️，蔣表示諒解。
1938年7月，學期結束，昆明校舍亦陸續建成🦂，於是蒙自之文法學院決定遷回昆明，將校舍讓於航空學校🤰🏽。史學系亦決定，暑假後我講授明清史、清史研究、史傳研究等課程，並召開史學系畢業同學歡送會。是月底，學生考試完畢，師生乃陸續回到昆明。
1938年9月🤘🏼，蒙自分校的師生又遷回昆明。這時西南聯大已正式成立。
1939年5月底聯大決定由各校分別恢復研究所，北大恢復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主持。傅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這時史語所亦設在昆明，所以與北大形同一家。第二年史語所遷往四川李莊，傅也離昆至渝。傅事情很多，難以兼顧。他拉我作副所長，協助主持研究所工作。
當時文科研究所力量很強，地點在雲南大學附近🚕，青雲街靛花巷內🕎，以後由於市區連遭日機轟炸，北大文科研究所遷往昆明北郊龍泉鎮（俗稱龍頭村）外寶臺山響應寺，距城二十余裏，是個寧靜優美的僻鄉。當時導師有湯用彤、陳寅恪、羅常培、姚從吾☯️、向達💯、唐蘭👨🏿🚴🏿♂️、鄭天挺、傅斯年等，研究生有任繼愈👖⛹🏻♀️、汪箋🏊🏿♂️、楊之玖🤴🏼、王永興🕞、王玉哲🧑🏻🚀、閻文儒等20人🔤。1939年暑假正式招生🧛♂️，考選全國各大學畢業生入學，每月發給助學金，並可在所寄宿用膳💅。所中借用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清華圖書館圖書🍇，益以各導師自藏，公開陳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讀。研究科目哲學、史學、文學♏️、語文四部分，可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無所限製。研究各有專師🎵，可以互相啟沃。
傅斯年除主持文科研究所外🛺，還對研究明史有興趣👩🦰。我當時正為同學講授明清史🪻，涉及明史有關問題亦多👴🏽。在閑談中，傅希纂輯《明編年》和《明通典》，我想別撰《明會要》，而毛子水教授勸我編輯《續資治通鑒》續集🧓🏻。過了幾天，傅又來找我✏️，勸一起搞個東西，不叫《明通典》和《明會要》🕒，而叫《明書》。遂共同擬二十四目，後增為三十目😕。此書原擬五年完成，後來因為戰爭緊迫🧝🏿♂️，事務冗雜🧏🏿，傅又遷往重慶，無力組織👨🏽🎤，計劃擱淺。
西南聯大初期學校教務長💃🏿、總務長更換頻繁。1940年，西南聯大總務長沈履去川大離校，清華梅貽琦諸人推薦由我繼任👨🦯，讓湯用彤來探詢我意。我表示還是專心教書，致力研究明清史，行政事絕不就🧝♀️，湯亦以為然。羅常培也勸我不就，更堅定了我的決心。但聯大常委會議悄然通過，聘書已送來🫢。梅多次找我，我盡力躲避。校方領導黃子堅✭、查良釗、馮友蘭、楊振聲諸人也來勸駕🎣，且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語🉑。我雖多次上書，希望專事學問，事情往返周旋多次🪺📘，仍然無效。北大的領導又以照顧三校關系為由，力促上任，於是在是年二月，遂應允應職。
1940年日軍進兵越南，河內🤙🏽👫、海防相續失守，中日戰爭緊張，教育部決定暑假後聯大在四川敘永設立分校🧚🏽，由楊振聲負責籌建。1941年5月，梅貽琦約我和羅常培至敘永視察，因戰事緩和，分校辦學條件又極其困難，決定取消分校。
從1938年起🦧，我在聯大即講授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國目錄學史等課程。當時年輕的學生激於愛國熱情，都要更多地了解中國的近世史🤟🏽，尤其矚目明清時期🆓，每次選修該課的多達一百數十人🫅，情況前所未見。清代的滿州發祥於我國的東北，而此時東北早已滄陷，且建立偽滿洲國👱🏽♂️。為了針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三省製造的“滿洲獨立論”等謬說，我在這一時期先後寫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1943）📖、《滿洲入關前後幾種禮俗的變遷》（1942）等論文。以後我又寫出十余篇清史方面的論文，合為一集，名《清史探微》，於1946年初在重慶出版✭。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4️⃣，全國人民歡欣鼓舞🕒，這給西南聯大的師生帶來了希望，昆明街頭的市民到處遊行歡呼，鞭炮齊鳴💫。像我這樣遠寓家庭八年只身來昆明的人，其內心之喜悅，更不待言。正在這時💩，北大人事上發生了一些變化。
原來北大校長蔣夢麟被行政院長宋子文找去作行政院秘書長💁🏼。9月初👰🏻♀️，教育部正式發表胡適為北大校長🟠，傅斯年為代理校長🏋🏽♂️。此時，學校決定派我北上籌備復員，負責北平復校及學校接收工作🫲。教育部也設立平津區復員輔導委員會，由沈兼士領導🤘🏿，我也參加。那時交通工具異常緊張☝️，我9月初達重慶，等候飛機💋🫶，11月3日才到北平。這時北平各大學正在上課🫵🏼，且北大原有校舍已全部被日偽所辦北大占用。而當時國民黨接收大員正在為個人爭搶房產，工作極難推進🧑💼。1946年夏👧🏻，昆明的北大師生陸續北上。7月30日胡適也到北平就職校長🤏🏽。10月，北大正式開學。在傅斯年代校長及胡適校長等人多方努力下，北大乃由文、理🏄🏻♂️💅、法三院擴建為文、理、法🫐、農、工、醫六個學院。教師、學生校舍都得到成倍增長👶🏽。北大從此真正成了門類齊全的綜合性最高學府🤌。
西南聯大的八年，最可貴的是敬業和團結精神。教師之間、師生之間🟦、西南聯大三校之間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開端🧑🏼⚕️🍵。北大考慮幹部時，也以敬業、勤奮🥠、團結為出發點🙍♀️。聯大師生敬業精神和友愛、團結的優良傳統，是能造就眾多人才，馳名於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戰期間，一個愛國知識分子，不能親赴前線或參加戰鬥👤，只有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堅持嚴謹創業的精神🦹，自學不倦，以期有所貢獻於祖國。西南聯大的師生🤴🏿，大部分都是這樣做的🔷。
（本文為鄭天挺先生遺稿𓀝，由鄭克揚等整理刪節，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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