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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曾經在錢老身邊工作學習的一員，中國工程院院士、載人航天工程首任總設計師王永誌，盡管大病初愈，可談及與大師相處的點點滴滴，仍然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思緒也隨著記者的追問重回那激情燃燒的年代。

“外國人能幹的，中國人都能幹”——錢學森

記者：王院士您好，我們知道您的公開身份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首任總設計師、總裝備部載人航天工程高級顧問，其實您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就是您是錢老生前最欣賞的弟子之一，請您談談跟錢老的淵源是怎樣的？

王永誌：我第一次聽到錢學森的大名，是1953年。當時我在意昂体育平台讀一年級，學校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美國無端阻撓，聲援錢學森回國”的群眾大會，劉仙洲、梁思成等許多學界名流紛紛上臺發言，聲援遭美國扣壓拘禁的錢學森。當時我心潮澎湃：大洋彼岸還有一位如此了不起的中國人，連美國人都不願意放他回來！後來我到蘇聯學習火箭技術，錢老出訪蘇聯，利用訪問間隙，錢老輕裝簡從，悄悄到學校看望留學的同學，勉勵大家好好學習，學成回國報效國家，這也是他老人家回國後唯一的一次出國經歷。我從莫斯科航空學院畢業回國後，進入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工作，錢老是該院的首任院長。後來有幸一直追隨他，轉戰戈壁大漠，親身見證了我們偉大祖國“兩彈一星”的輝煌創舉，耳濡目染，令我終生受益無窮。

記者：在您眼中錢老是一位怎樣的人？

王永誌：“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是錢老的真實寫照。錢學森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創建者、奠基人，也可以說是中國航天的第一人！歷史地位無人可及。記得1955年他回國後，當時黨中央也在考慮“兩彈”的發展，究竟搞不搞？能不能搞成？要知道，當時的中國不要說造導彈，就連拖拉機也造不了。毛主席、周總理派人請教錢老，錢老的回答擲地有聲：“外國人能幹的，中國人都能幹！”中央對他的意見很重視，最後決定搞“兩彈”。

不怕困難，不迷信“洋人”，是錢學森的一貫風格。錢老從踏上祖國的土地那天起，就把對黨和人民無限的摯愛深深紮根在祖國的熱土中。他親自點將，組成了“兩彈”攻關的專家隊伍；他親自授課，給從未見過導彈的中國技術人員講解導彈火箭技術；每次發射試驗，他都親赴現場，與大家一起風餐露宿，總結經驗，引領方向。在攻關“兩彈一星”的科研大軍中，錢老始終是開拓者、領頭雁、主心骨！

“我的生日禮物很多，這件（神舟一號模型）我最喜愛” ——錢學森

記者：在您和錢老接觸的過程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

王永誌：1999年神舟一號發射成功後，正好趕上錢老88歲生日，我帶上一個飛船模型和一張賀卡去看望他。因為來看望他的領導很多，我就將禮物交給了他夫人蔣英。錢夫人後來告訴我，錢老將神舟一號模型擺在書櫃最顯眼的位置，每天醒來總是看不夠，他告訴夫人：“這件禮物我最喜愛！”在錢老心中，他最看重的不是什麽物質享受，而是他開創的事業後繼有人、蓬勃發展。

“我們不但要造就科技將才，更要註重培養帥才”——錢學森

記者：耄耋之年，錢學森仍然手不釋卷，勤於學習，他念念不忘的是科技領軍帥才的培養。

王永誌：錢老關心人才培養是一貫的。1955年回國後，他在很多場合表示個人力量是有限的，主要是培養更多的年輕人才，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感同身受。他在“文革”前就提出：“我們不但要造就科技將才，更要培養科技帥才”。他老人家指的將才是科技骨幹，而帥才則是在前沿學科領域的領軍人物。雖然現在人才輩出，但錢老感覺到我們在國際上出類拔萃的人才還不是很多。

在人才培養方面，我們應該像錢老那樣把眼光放得更遠一些。以前申請研究課題時，並不會去想將來得獎金，或者兩年以後報成果這些事。我們現在幹什麽都想報個成果，拿個獎。令人欣慰的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正在製定並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但願不久的將來，傑出人才和世界著名人才不斷脫穎而出、後繼有人，這一天早日到來就是對錢老最好的告慰。

記者：建國之初很多優秀人才都想回來建設祖國，現在有點本事的人就想著出國，雖是開玩笑的話，但是這個現象還是存在的。您覺得未來我們的科學事業要想再出現錢學森這樣的大師級人物，哪些方面還需提高？

王永誌：航天方面要通過重大工程項目帶出來。從一開始錢老提出力學是基礎科學，航天技術更是一個重大工程項目。我們要培養真正的人才，就需要通過這些大的重點工程把人才帶出來。比如我們發射了很多衛星，不管是氣象衛星還是資源衛星、海洋衛星，都帶動了一批人，特別明顯的是載人航天工程帶動了一大批年輕人上來。航天科技人才不是靠寫論文，不是搞學術研究，而是靠工程項目把人才鍛煉出來的。一方面需要理論基礎，另一方面需要工程實踐，有一些實踐基礎是書本上沒有的，即便人家告訴你也體會不深，真正幹了以後才能體會到寶貴經驗，這些不是書本上能夠告訴你的。

“這個年輕人，很會逆向思維”——錢學森

記者：據說您第一次擔任裝備型號總師是錢老推薦的？

王永誌：錢老對年輕人總是不遺余力地提攜，在他心中，人是不分尊貴卑賤的。錢老常說，“在科學上，沒有什麽認識是最後的。在任何新的領域，我們都是小學生。”1964年，剛30歲出頭的我第一次進入發射場，參與中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火箭的第二次發射。當時碰到一個問題：經過計算，發現火箭射程不夠，打不到預定的位置。許多人提議，在火箭燃料箱裏再多加一點燃料。我當時不這麽認為，建議泄掉一部分燃料。但多數人不以為然：燃料本身能量就不夠，怎麽能再泄出來一部分呢？後來我就找到錢老，跟他講了自己的想法。錢老聽完後，把火箭總設計師找來說，“那個年輕人的意見對，就按他的辦。”後來一共打了3發，都達到了預定射程。錢老對這件事印象很深。後來還向別人提起，說我“很會逆向思維。”

“第一代戰略火箭獲得成功後，國家開始搞第二代戰略火箭，錢老提議，讓第二代航天人來掛帥，並推薦我擔任第二代火箭第一個型號的總設計師。當時我只有40多歲，是比較年輕的科研工作者。而總設計師這樣重要的職務，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輩擔任的。從那個時候開始，像我這個年齡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輕的人，開始走上總設計師這樣被稱為‘箭頭’人物的崗位。”王永誌深情地說。

“我姓錢但我不愛錢” ——錢學森

記者：縱觀錢老的一生，他不僅以嚴謹和勤奮的科學態度在航天領域為人類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態度詮釋了一個科學家的風骨。與老人家異乎尋常的“事業心”相對應的，是他超乎常人的“平常心”！

王永誌：是這樣。錢老曾說過“我姓錢但我不愛錢”，和卓著的科學成就及貢獻同樣為人們所銘記的，是錢老淡泊名利的情懷。

記者了解到，錢老有著真正的科學家的風骨，他一生做人有四條原則：不題詞；不為人寫序；不出席應景活動；不接受媒體采訪。他在多種場合說：“我個人僅僅是滄海一粟，真正偉大的是黨、人民和我們的國家。”他不但說到，而且還做得最好。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一直住在六十年代的舊房子裏。為他配備的專車他認為是公家配給他工作用的，其他人誰也不能坐，包括他的愛人蔣英。錢老的專著《工程控製論》一書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稿酬加上獎金，共計1．15萬元。在一次到中國科技大學力學系授課時，他發現許多聽課學生家庭貧困，連必備的學習用具都買不起。於是，這1.15萬元被錢老悉數捐出，用於給力學系的學生買學習用具。在“萬元戶”還是絕大多數人遙不可及的夢想年代，錢老已捐款上百萬元。1994年，他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獎，獎金100萬港元；2001年，他又獲得霍英東“科學成就終生獎”，獎金也是100萬港元。據他的秘書兼學術助手塗元季回憶，這兩筆獎金的支票還沒拿到手，錢老就讓代他寫委托書，將錢捐給祖國西部的沙漠治理事業。（柴永忠 趙波）

轉自 解放軍報 200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