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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底，在阿聯酋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8），是解振華（意昂体育平台1973級工物系意昂）感到“最困難的”一屆。2023年12月9日舉行的中國代表團新聞會上，這位75歲的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說：“有200多個問題要解決，我們要做減法，做加法容易，做減法難……有些國家堅決反對淘汰或減少化石能源，有的國家則非常堅決要淘汰化石能源，還有一些國家提出一些折中的方案。現在到底是什麽方案，怎麽去解決？”

他還是一如既往的坦率，不照本宣科，也不用外交辭令，人們已經十分熟悉他一口天津普通話、語速不快卻擲地有聲的發言。十幾年來，他的形象似乎沒有變化過：笑起來顯得寬厚、親和，但當他嚴肅起來，沒有人能忽視他。

2023年，是這位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坐上談判桌的第16年。2007年，時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解振華在聯合國氣候大會上首次亮相。他經歷了全球氣候談判的所有戲劇性現場，走過了中美氣候合作的波峰與波谷。他說，最沮喪的一次是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最高興的是參加2015年的巴黎大會。在2023年的COP28，他仍在不厭其煩地和各方溝通，努力形成一個“能夠體現最大包容性、又能指出前進方向”的結果，但他知道這不會是終點。

2023年12月2日，阿聯酋迪拜，COP28主席蘇爾坦·賈比爾（右三）、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左三）、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裏（右二）等在COP28期間出席能源會議。圖/視覺中國

“沒有人會懷疑他在真誠地投入”

解振華又熬夜了。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12日晚9點，COP28大會主席國無奈地宣布，原本計劃在下午結束的談判，將持續到13日淩晨3點。早上7點，大會發布了最終決議案文。

最終達成的《阿聯酋共識》中，對分歧嚴重的化石燃料問題，采用了“轉型脫化”的描述，即“在能源系統中轉型擺脫化石燃料”，而非此前爭吵最多的“減少還是淘汰”。這個最新表述，與會前中美發布的《關於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以下簡稱《陽光之鄉聲明》）中的立場一致。

中國氣候談判首席代表蘇偉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在談判陷入僵局的關鍵時刻，正是中美“一起當面做大會主席工作，主動提出案文措辭”。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起到了關鍵作用。

每年的聯合國氣候大會期間，解振華的時間“是按分鐘來排的”。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周大地對《中國新聞周刊》形容。他曾任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以中國代表團顧問身份多次出席氣候大會。

周大地說，大會期間，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不同團體代表、各種國際組織“一天到晚都要找解”，他的休息只能見縫插針，“找個房間瞇一會”，有時要熬通宵到淩晨四五點。“我們都勸他要註意休息，他的腰和腿不太好，但一投入到談判工作，就完全忘了這些。”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國際氣候談判舞臺上，少有人可以像解振華這樣同時獲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信任，“關鍵階段，他可以使事情順利解決。”這是來自一位老對手兼老朋友托德·斯特恩的評價。2009年~2016年擔任美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的斯特恩對解十分熟悉，兩人共同經歷了全球氣候談判歷史中最重要的幾次大會：從哥本哈根、坎昆到德班和巴黎。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解振華是“發展優先權”的堅定捍衛者。鄒驥曾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在2000年~2015年深度參與氣候談判。到現在，他還記得解振華在2011年南非德班氣候大會最後時刻對發達國家的抗議：“大幅度率先減排，減了嗎？要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你提供了嗎？……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要發展，要消除貧困，要保護環境，該做的我們都做了，你們還沒有做到，你有什麽資格在這裏講這些道理給我？”

他的語速明顯加快、聲音上揚、右手頻繁擺動。話畢，現場爆發出熱烈掌聲。這段話後來被中外媒體反復引用，作為當年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激烈矛盾的歷史註腳。從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開始，此後幾年的談判焦點都在如何理解“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只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減排義務，因為它們是歷史排放大國，但後來，世界經濟格局悄然發生變化，歐美開始要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接受約束性減排指標。

面對這種要求，當時，解振華明確回應，要求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在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的情況下，承擔更多減排責任，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中國自主采取的減排行動沒有什麽談判余地。”發達國家還將減排和援助問題綁定到一起，提出“發展中國家采取減排行動，是獲得資金和技術的前提和條件”。這才有了德班的一幕。其實，在解振華的氣候談判生涯中，這種正面交鋒的時刻並不多見。“在德班時，我們就開玩笑地說，解主任這會可算是在大會上發了一次飆。”鄒驥回憶道。

他認為，解振華的談判風格並不是對抗性的。遇到分歧時，他首先想要“解決問題”。他會要求雙方各自亮出自己的紅線，“什麽是不能碰的、是中方絕不會讓步的，什麽又是可以商量的”。在維護中國及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上，他堅持原則，姿態強硬，絕不含糊。同時，他清楚意識到，氣候危機是全人類的危機，沒有國家可以獨善其身，這是所有締約方的“共同語言”。在這個根本“共識”下，談判是“要尋找各方的最大公約數”。

解振華在歷次大會上反復強調的一點是：要探索適合各國國情的最優轉型路徑。他在COP28上說，轉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各國國情不一樣，能源結構不一樣，資源稟賦不一樣，轉型要平衡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和氣候行動的關系，把這些關系處理好了，經濟安全有保證了，整個轉型才能夠比較順利。

《阿聯酋共識》中的“轉型脫化”路徑，是他參與推動的最近一個“最大公約數”。蘇偉表示，“轉型脫化”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減少排放，二是能源替代。這是中國一直堅持的“先立後破”原則，不像“逐步淘汰”那麽極端。用解振華的話說：“這是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解振華的氣候談判生涯中，上一個讓他興奮的“最大公約數”來自2015年的巴黎氣候大會，談判歸來，他立即召開媒體會稱，《巴黎協定》是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的一個裏程碑，既提出還要繼續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也允許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能力和發展階段來自主決定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不是“一刀切”。

他指的正是COP28全球盤點的對象：“國家自主貢獻”。《巴黎協定》達成前，“中美2014年和2015年發表的兩個聯合聲明，解鎖談判中的關鍵分歧問題，為《巴黎協定》達成鋪平了道路。“兩國在聯合聲明中率先提出2020年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對其他國家起到引領帶動作用。”蘇偉表示。

多位和解振華一起參與氣候談判的受訪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除了堅持原則和靈活包容，真誠才是解振華談判時真正的“秘籍”。他講真話，從不回避問題，言而有信。他極有耐心，談判陷入僵局時，會主動傾聽各方的聲音，做“穿針引線”工作。

在COP28召開期間，美國《外交政策》發表了一篇長文，標題叫《氣候特使：誰能為之？》，文中回顧了解振華和美國幾任特使的交往過程，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一位高級氣候談判代表這樣描述解振華：“他會用拳頭敲擊桌子，然後給你個擁抱。但這麽做之所以奏效的原因是：沒有人會懷疑他在真誠地投入。”

解振華很擅長“交朋友”，他和很多談判對手都發展出良好的私人關系。他和斯特恩互相訪問對方的家鄉，一起觀看了芝加哥小熊隊的比賽，品嘗了美式熱狗。“我們很友好，互相間開了很多玩笑，我立刻就喜歡上了他，他是一個非常豐富多彩（colorful）的人。”斯特恩說。

談判桌下，他還帶著歐盟氣候委員康妮·赫澤高到江蘇基層，看中國的低碳城市怎麽建設。斯特恩卸任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後，每次來中國，解振華多忙都要見他一面。中美在2021年恢復氣候談判後，有次他對克裏說，“我還記得，你當時抱著孫女簽署《巴黎協定》，這讓我很感動，我們都在為下一代工作。”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顧問杜祥琬，是中國氣候談判的重要“智囊”，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解振華之所以能團結各方，正是因為他談判時不只關註彼此不同的國家立場，而是將對方視為活生生的人，他在試圖去理解每一個人。

鄒驥以及很多和解振華共事過的人，私下裏喜歡親切地叫他“老解”。他說，“老解”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很有人情味。

“將國際國內結合得非常好”

解振華是典型的和新中國一起成長的一代人。

1949年10月，他在天津出生。進入1970年代時，他剛好20歲，以天津知青身份，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師六團下鄉，在那個由40多名知青組成的集體中，解振華算是年齡較大的一位。

在冬天可達零下二三十度的東北山林中，他們的任務是在小興安嶺腹地建立起後方基地，一旦發生意外，可以讓山外的人轉移進來。那時，解振華每天做的事就是炸山挖洞、扛大木頭，天氣太冷，饅頭凍成了“鐵塊”，要用斧子砍著吃。2001年的一次采訪中，他重新回看那段歲月，最深的感受是：“我常對自己說，經歷過那段知青生活磨煉，如今還有什麽困難不能克服呢？”生態環境部宣傳教育中心原主任賈峰是解振華的老同事，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解振華腰上的老毛病，就是做知青時一次卸貨，不小心受傷落下的。

多位受訪者都說，解振華不僅眼看世界，更難得的是，他還非常體察中國國情，這與他的這段插隊歲月有很深的關系。在賈峰看來，他在基層歷練過，才能真切認識到中國不同地區差異巨大的面貌，“這也讓他在國際談判時更容易理解不同國家的各自立場”。以同樣的視角看待中國，解振華常對鄒驥說，你沒了解過中國，就搞不明白中國的氣候問題。

解振華後來被國際社會廣為贊譽的一點，是不僅推動全球在氣候問題上走向共識，而且能將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進程，轉化為國內氣候政策的驅動力，反過來，中國自身積極推動能源轉型，也成為他國際談判的基礎和底氣。“解振華把國際國內結合得非常好，既考慮到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現實需要，也考慮到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國際形象。”蘇偉說。

結束知青生涯後，解振華在1973年進入意昂体育平台工程物理系，畢業後留校從事科研工作任助教。1980年代，他進入國家環保局，此後歷任人事司司長、副局長、局長。1993年6月，他接任局長時只有43歲，此後在這個位子上一幹就是十多年。2006年末，解振華擔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分管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領域，正是在發改委期間，他開始關註氣候變化，參與國際談判，並參與製定國內低碳轉型政策。

鄒驥在六年後成為了解振華的直接下屬。在解的牽頭下，2012年，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成立，鄒驥是中心的副主任。他介紹，這是一個國家級智庫，他到任後從“老解”那裏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研究不同國家歷史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GDP的關系，結果顯示，所有經濟體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都隨著人均GDP“先增後減”,呈一條倒U型曲線，曲線的拐點，就是現在所謂的“達峰”。

“我們發現，中國其實可以不走發達國家的老路，通過能源轉型等方法，以較低的人均GDP水平達到較低的排放峰值。”鄒驥說。這項研究為中國後來提交“國家自主貢獻”奠定了部分科學基礎。

“碳達峰”一詞，也首次出現在2014年發布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當時成立這個中心是有明確指向的，首先是為《巴黎協定》做研究上的準備。此外，解振華讓我們最先去研究這個是有深意的，他已經敏銳意識到中國雖然還是發展中國家，但可能仍面臨著未來要達峰的承諾，所以要去研究這一點。而且，他也前瞻性地看到了，應對氣候變化對國內而言不僅是挑戰，還是機遇，能源轉型背後有新的投資需求、技術創新，中國可以抓住這個機會，走在前面。”鄒驥說。

後來，解振華解釋，為何是“2030年左右”，而不是“2030年之前”？一方面，因為2014年到2030年間還有16年，根據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的特點，其間面臨很多不確定性。如果確定一個非常準確的時間或者數字，並不科學；另一方面，他也強調，中國確定這樣的目標，實際上是給自己建立了一個倒逼機製，促進國內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

對於中國必須走綠色低碳轉型這條路，解振華很早之前就意識到了。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前，杜祥琬第一次見到解振華，十幾年後對記者回憶起這個場景，他只用了一個詞：相見恨晚。當時，杜祥琬正在研究中國能源中長期發展戰略，解振華找過來讓他匯報研究進展。在中國工程院的一個房間內，解振華一動不動地聽了一整天的匯報，其間沒有作聲，結束後，他說：“太好了！”

“我們的思路非常一致，中國必須要能源轉型，並且轉型的路徑是新能源逐漸替代以煤為主的傳統能源，對於化石燃料，我們不叫‘退出’，叫這個過程‘減退’。後來解振華邀請我去哥本哈根作報告，讓國際社會理解中國能源轉型只能走這樣的道路。”杜祥琬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鄒驥眼中，“老解”既有全球視野，站得高、看得遠，又十分接地氣，做事務實。正是這兩者的完美結合，讓他“既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2010年10月4日，聯合國氣候談判會議在天津開幕。時任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時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克裏斯蒂安娜·菲格雷斯等出席開幕式。圖/中新

“講一個道理讓各方都能接受”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發生了非常戲劇性的一幕：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和國務卿希拉裏帶著一眾美國代表團的高級外交官在沒有提前約好的情況下，強行闖入了“基礎四國（ 中國和南非、印度、巴西，英文簡稱BASIC）”領導人正召開閉門會議的房間內，要求中國作出更有力的減排承諾。

身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發改委副主任的解振華當時也在現場。斯特恩當時就坐在他的對面，他後來回憶，長達一個小時的討論中，當美方質疑，中方一些提法“還不夠好”時，解激動地脫口而出：“你說還不夠好是什麽意思？為什麽這還不夠好？”

這次大會最後只形成了一份不具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協議》，有評論認為 “這是一次徹底的失敗”，一些西方媒體將失敗歸咎於中國在會上說“不”。但事實上，大會召開前，中國就公布了控製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解振華說，這一目標已經體現了中方“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外部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源於中國自身的快速發展，與1992年剛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時相比，中國當時在全球的經濟地位，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已經徹底不同。21世紀的前十年，中國經濟增速經歷了高速增長，2010年，GDP總量已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經濟高速增長帶來能源消費和排放的增加，“一些西方國家很擔憂中國的排放成了脫了韁的野馬。”鄒驥說。

從哥本哈根回來後，解振華立即召集了主要談判代表和專家開會，復盤哥本哈根談判，討論下一步，中國如何減排。天津會議在這一背景下落地，於 2010年10月召開。這是中國首次承辦聯合國框架下的氣候變化正式談判會議，約3000人到場。在鄒驥看來，以此為起點，中國開始真正以嶄新姿態出現在國際氣候談判舞臺上，更強調自己要扮演一個積極的建設者，“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以前中國代表團在COP大會上發言都很少，這次卻主動出擊”。

《巴黎協定》順利達成後，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能源和氣候專家王韜等人撰文指出，這見證了中國“在這個最重要的全球環境治理舞臺上”成為領導者的華麗轉身。據生態環境部統計，中國已提前超額完成了2020年氣候行動目標，2022年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累計下降超過51％。同時，中國在能源轉型上也體現出更積極的姿態：2020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上首次宣布了中國的“雙碳”目標：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2030年左右達峰”上更進一步。

周大地指出，推動中國能源轉型過程中，解振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對氣候政策何時調整，他要求有足夠紮實的科學證據，他善於把各方專家的力量整合起來做研究；另一方面，更為關鍵的是，他能及時、充分和有效地把這些“科學的聲音”傳導給領導層，並最終轉化為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

杜祥琬說，在政策的推動過程中，由於各方分歧很大，解振華不僅要廣泛聽取科學界的意見，還要在不同部委間協調，因為氣候變化涉及到能源、環境等方方面面，最終“講出一個道理讓各方都能接受”。這種“團結一切、推動共識”的能力，在賈峰看來，與他當年任國家環保局人事司司長的經歷有關。賈峰當時也在人事司，他觀察到，解振華善於傾聽，有很強的人事組織能力，“很會做人的工作，尤其是做人的思想工作”。

鄒驥認為，解振華在推動國際國內氣候政策轉變的過程中，之所以很有說服力，是因為他的專業性很強，自身對氣候變化相關的科學問題研究很透徹。“‘老解’不說英語，卻成為國際氣候談判圈如此有影響力的人物，在外人看來簡直是個奇跡。原因是什麽？有次國際能源署署長法蒂·比羅爾對我說，他和解振華之間的交流，靠的是數據和專業知識，科學，這才是大家之間的共同語言。所以在‘老解’那裏，能源轉型是真正看得見、摸得著的，一筆筆賬他在心裏算得很清楚。”

他還觀察到，2010年底的坎昆氣候大會後，解振華個人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開始提升，逐年推動共識的談判中，逐步獲得各方的信任和稱贊，成了國際氣候圈的名人。周大地補充說，這種成功背後，有兩個大前提，一是中國近年來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二是國家追求低碳轉型政策的連續性。

2022年5月24日，瑞士達沃斯，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右一）、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博格·布倫德（中）與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裏出席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圖/澎湃影像

“他們能夠認真傾聽對方”

2023年11月4日到7日，73歲的解振華與79歲的克裏，在美國西海岸加州的安納伯格莊園舉行會談。這裏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陽光之鄉”。解振華和克裏談到深夜、談到“加時賽”，但也抽空在加州的陽光下一起扔飛盤，散步聊天。

最終，雙方團隊達成《陽光之鄉聲明》。這是中美2021年重啟氣候變化談判以來的第三份聯合聲明，也是隨後舉行的COP28大會期間最為世界矚目的文件之一。自從《巴黎協定》達成後，中美之間能否達成“聯合聲明”，幾乎成為全球氣候變化合作能否取得重大突破的關鍵風向標。

在2014年上半年，這還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鄒驥記得很清楚，2014年4月的一天，斯特恩的特別助理克萊爾手裏拿著一盤水果，問他：“有沒有可能讓中美兩國元首發個聯合聲明，把兩國的減排目標公布出去。”“我當時脫口而出，impossible（不可能）！”鄒驥說。

在這一年前，克萊爾也和斯特恩說過同樣的話。當時，這位美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的第一反應也是“這是行不通的”。

2010年10月，斯特恩受邀來到解振華的老家天津。美國氣候特使乘坐了中國高鐵，在天津的工廠裏實地了解了中國在提高能效方面的工作，他還去解振華家中和他的妻子、兒子共進晚餐。在“交朋友”的基礎上，解振華和斯特恩代表中美兩國進行了初步接觸，形成了兩條“默認的”工作原則：第一，不再互相公開指責；第二，談判前，先把各自的“紅線”劃清楚，在此之上尋找共同點。

“中美此後的雙邊談判，大體遵循了這樣的工作原則。”鄒驥評價道。

2014年春節剛過，斯特恩來到北京和解振華會談，希望和中方發布一些“共同的東西”。鄒驥是專家二軌談判的中方協調人。他回憶，那時發改委視頻會議室不夠用，還得去借其他部委的會議室，就這樣開了無數夜會，每次對話完都要連夜寫成紀要，第二天一早就報給解振華。

老解更忙。中美談判的同時，中歐之間、“基礎四國”之間也都在對話，都需要他解決一個個復雜而具體的問題。當鄒驥因談判滿世界跑，“飛出了一張終身白金卡”時，他也習慣了在路上隨時接到‘老解’的電話，並以最簡潔的方式匯報進展，“那時候打國際長途挺貴的。” 鄒驥說。

鄒驥形容，在聯合聲明發布前復雜而艱難的談判中，解振華的角色“是一個前線的指揮”。他指揮著一個龐大的隊伍，從談判團隊到專家、智庫，要搞清楚各方的訴求，包括對國內形勢的判斷，中國的能源結構轉型到哪個階段了，未來還要煉多少鋼、搞多少水泥，能耗的前景是什麽。

2014年11月1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北京會談，共同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桑迪·伯傑後來說，這是25年來美國和中國“就任何事情所能發表的最大聯合聲明”。克裏在回憶錄中寫道：那一刻，“我終於感覺到，我們已經到了一個轉折時刻……在北京，有一種真正的可能性”。

聯合聲明立刻受到了全世界媒體的關註。但在《巴黎協定》通過一年後，美國進入特朗普時代，特朗普在其擔任美國總統的2017年~2020年，中美在氣候變化等諸多領域的對話合作也陷入停滯。拜登就任總統後，美國決定重返《巴黎協定》。2020年11月，美國前國務卿克裏被重新任命為總統氣候問題特使。三個月後，解振華成為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而這之前解振華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擔任生態環境部氣候變化事務特別顧問和意昂体育平台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

生態環境部宣傳教育中心原主任賈峰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解振華退休後被委以重任再度出山，彰顯中央對氣候談判的重視和對解振華的充分信任。為此，生態環境部專門成立了氣候變化事務辦公室（事務辦），由生態環境部分管副部長兼任辦公室主任，為特使履職提供支撐保障。外交部、國家發改委等部門也大力支持。“這是一個極具創新意義且前所未有的氣候談判機製。”賈峰說。

在中美關系跌宕起伏時期，解振華和克裏一直保持著接觸。

同時和兩位特使交往多年的蘇偉指出，解振華和克裏在氣候談判的國際舞臺上已交往了二十多年。兩人都是善於溝通的老手，雖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立場，但他們能夠認真傾聽對方，然後向另一方坦誠表達己方立場，從而明確哪些問題是底線、哪些問題是有討論余地的。“他們經過幾十年的沉澱，最難得的是保持了對彼此的信任和尊重，這也是老一代中美使者之間的信任。”鄒驥說。

2023年11月，在“陽光之鄉”談判的後半場，鄒驥在洛杉磯一所酒店的門口碰到了克裏。克裏正疾步追上前方的解振華，“一點看不出是個近80歲的老人”。兩位特使還沒有放下行李，就在酒店大堂的角落裏商量起談判安排。

杜祥琬說，解振華和克裏都有一種深切的責任心，他們都認為，中美兩國盡管有很多分歧矛盾，但氣候變化是中美之間為數不多能抓住的“結合點”之一，要堅持住這個方向，促進中美關系的正常化。“更本質來講，兩人有一個共同理念：氣候變化危機關乎全人類，中美作為兩個大國有責任發揮重要作用。”

然而，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給《陽光之鄉聲明》的落實以及中美氣候合作的未來前景，再度帶來不確定性。

鄒驥說，目前留給雙方的窗口期較短，如果不能在上半年開啟工作組內實質性的議題磋商，下半年就是美國大選了。“‘老解’對此看得很清楚，第一步先要談成一個東西，第二步再去落實，這期間需要克服各種不確定性，但無論如何，都要向前走。”

在剛結束的COP28上，有外媒談到了解振華和克裏之間的特殊關系，並對未來的中美氣候合作以及中美關系表達了擔憂。解振華回應說：“他（克裏）今年已經80歲，我今年75歲了，我們不會離開這個領域，我們還會盡我們的努力來推動這個領域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