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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13年1月23日12時49分，著名翻譯家楊德豫先生在武漢去世。作為一個著名的翻譯家，2009年出版的五卷本《楊德豫譯詩集》，集中體現了楊德豫先生的翻譯成就。由楊德豫主編的“詩苑譯林”在上世紀曾經產生過重要影響，有讀者稱之“有如大漠甘泉，汩汩流入荒蕪的心田，造就了一生靈魂可以永遠詩意棲息的綠洲”。楊德豫翻譯的《拜倫詩選》被老詩人、翻譯家卞之琳譽為“標誌著我國譯詩藝術的成熟”。

楊德豫先生的父親為國學大師楊樹達。楊德豫先生一向低調，生平經歷及事跡很少見於報章及網絡。去世前，筆者趕赴長沙為楊德豫做了一次口述。口述中，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追憶了他與父親楊樹達的復雜感情和難忘經歷以及他自己坎坷不平的人生。從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可以看到上世紀知識分子在國史家事中的精神風貌。在楊德豫先生離開我們的時候，本報編發他生前未曾公開發表過的自述，以饗讀者，以寄思悼。

楊德豫：1946年秋至1949年2月，先後在中央大學、意昂体育平台的外國語言文學系肄業。1949年2月在北平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在142師、48軍、華南軍區、中南軍區、廣州軍區的報社任編輯。1958年下放湖南大通湖農場。1978年調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編輯，1990年調到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離休。譯著有《朗費羅詩選》、《拜倫抒情詩七十首》、《湖畔詩魂華茲華斯詩選》、《神秘詩！怪誕詩！柯爾律治的三篇代表作》等。1996年，《湖畔詩魂華茲華斯詩選》(中譯本)榮膺首屆魯迅文學獎彩虹獎第一名。

反骨：在家學中成長起來

我生於1928年戊辰年，屬龍。我是在北平師範大學第二附小念的初小。小時候，我的興趣本來是美術，喜歡畫畫。當時，我父親楊樹達是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系的教授，他主要是搞語言文字學，研究《漢書》、《春秋》、《論語》等。他把我的興趣向詩歌引導，從小就教我念《詩歌易讀》、《唐詩易讀》、《唐詩三百首》，等等。我上二三年級以後，父親開始教我學《論語》，一共20卷從頭到尾學完了，我當時才八九歲，不願意學。但是我父親很嚴厲，我不敢反抗他。

對於《論語》，我唯一感興趣的是帶故事性的，我基本上都背了下來。對於書中的說教，我就不感興趣了，有些也能背，可是很反感。而且我從小有點犯上作亂的思想，有點反骨。解放以前，我激烈反對國民黨，解放以後又當了“右派”，大概都與這有關。直到現在我還有反骨，糞土當年萬戶侯。

1937年5月，我祖父病重，我父親從意昂体育平台請假回長沙照顧他。過了兩個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了。我父親叫我們都回長沙去。七七事變以後，北大、清華、南開就聯合起來到了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接著又到南嶽衡山，後來又搬到雲南組成西南聯合大學。此時，80歲左右的祖父病情很重。我父親為了照顧我祖父，就接受了湖南大學的聘書。於是我們全家就在辰溪住了7年，一直到抗戰勝利。

在辰溪，湖南大學的學生自治會辦了小學，由湖南大學的學生當老師。我的學習也不怎麽好。1940年高小畢業以後。因為我從小身體很弱，多病，父親不放心讓我到沅陵上美國教會辦的雅禮中學，而辰溪根本沒有中學。他就請中文系的學生教我初中課程。我記得，教我初中數學的是郭晉稀，教我初中英文的是吳金庠。

吳金庠的英文水平很一般，可是他有一個很嚴格的辦法，就是每篇課文都叫我背。我的英文基礎完全是背書打下的。所以我後來很感謝吳金庠，我是很頑劣的學生，調皮搗蛋，不認真學習，如果不是他教我，我英文底子根本就沒有，考大學我就不會考外文系。

1938年在寧鄉的時候，小學課本全部是白話文。我父親不大喜歡白話文，他就買了民國初年出版的全部是文言文的初中語文課本，一課一課地教我。所以我文言文的基礎從那時候打下來。我父親教我寫舊體詩詞，讓我學平仄，對仗，我寫了一些，無病呻吟，毫無詩意，毫無價值。有幾句我父親很欣賞，寫在他的回憶錄裏面。

同時，我也愛看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學作品，包括魯迅的書，巴金、郁達夫、沈從文的小說，曹禺的戲劇，冰心的散文，特別是愛讀白話新詩，自己也學著寫。1941年至1942年之間，我曾在沅陵《中報》上發表過一些新詩、散文和舊詩。發表新詩和散文用的筆名是“新潮”，舊詩用的筆名是“舊潮”。現在回想起來，那些當然是毫無價值的劣等貨色。

1940年小學畢業兩年之後，雖然我完全沒有讀過初中，卻於1942年以同等學歷考上了湖南大學自辦的雲麓中學，成績還很好。我在高中3年，也是調皮搗蛋的學生，不太守紀律，上課瞎胡鬧。

1945年7月，高考開始了。我當時好高騖遠，看不起湖南大學，認為湖南大學是三流大學。在填誌願的時候，我選填了西南聯大，我父親就不準，一定要我考湖南大學。我在父親的命令下，勉強填了湖南大學歷史系。在湖南大學歷史系就讀的一年裏，我只上兩個人的課，一個是很有名的政治學家李劍農的政治學課程，還有一個是曹廷藩教授的地理，他的政治思想很進步，地理教得很好。

湖南大學教國文課的是我父親的老朋友，曾經做過北京某大學校長的熊知白。我不上他的課，因為他講得不好，而且我思想比較左，認為共產黨好，國民黨不好，而熊知白卻反對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我在作文中批評美國，同情蘇聯，他就給我改。我在作文中說，蘇聯想讓中國成為它的盟友，他把“盟友”改成“鷹犬”，我就很反感，覺得他是反動教授。

他在課堂上講，有人自認為了不起，有家學淵源，課都不來上。我父親就批評我不上他的課，我說他教得不好，我不願意在這個大學上課，我不願意讀湖南大學，不願意讀歷史系，不願意聽這些課。有一次我和父親爭吵得厲害，我哭了起來，我說：“讓我念湖南大學是我的恥辱。”我父親很生氣，說：“湖南大學是你的恥辱，那我在湖南大學教書也是恥辱了？”

“參政”：中央大學的學運積極分子

1946年的夏天，我下決心去考清華或者中央大學，可是湖南沒有考區，武漢有考區。我父親不準我去，一分錢不給。我母親就偷偷把她的一些首飾給我，我的大姐也把她的零用錢給我，我用她們的錢湊足了到武漢的路費和生活費。

考清華的時候，國文考試就是一篇作文，每個學生都帶著毛筆和墨盒，我事先準備不好，墨盒的墨幹了沒發現，我的旁邊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女同學，我跟她說：“我的墨盒幹了，你把你的墨盒放在中間我們共用行不行？”監考的人就認為我交頭接耳作弊，悄悄記下我的座位號碼，把我的試卷作廢。

意昂体育平台沒有考上，我就想考中央大學。但是，中央大學考試時間遲一個月，一個月的生活怎麽辦？我的錢很少，就找我父親的兩個熟人借了一點錢。但是，這點錢維持生活很困難。我住的都是最差的旅館。後來連旅館都不敢住了，住到了可以免費的暑期訓練班。吃飯也在最下等的飯店去吃，很不衛生，因此我得了痢疾，一直幾十年，我現在還有慢性結腸炎，就是那時候留下了病根。

回來後，我父親還是怪我，說：“不要你去你要去，你借的錢還不得我還！”後來，我考上了中央大學外文系。我父親很舍不得我走，但是，我那時候已經18歲了，有獨立意誌，他也沒有辦法。我父親很愛我們，又對我們很嚴厲。我走的時候他很舍不得，送了很遠，一直送我到靈官渡的渡口。

我沒有想到，我父親這次和我是永別。1946年我離開以後，整整十年沒回過家，一直到我父親去世我才回家奔喪。對此，我一直很後悔，覺得對不起我父親。

到了中央大學以後，我變成了守規矩的學生，因為中央大學教授都是很好的，對學生也很嚴格。我看英文小說，除了用英文寫摘要、寫筆記、寫學習心得以外，還有必讀的課本，必讀的課外書。可是那一年學生運動鬧得很厲害，我也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那時候，毛澤東講民主自由，成立聯合政府，我那時候也很左，覺得國民黨壞透了，蔣介石壞透了。1947年1月，在“抗暴運動”中，不但中央大學的遊行我參加，金陵大學的遊行我也去參加。1947年5月，“反饑餓反內戰”的“五二運動”，更是轟轟烈烈。

在中央大學，也有支持國民黨的反動學生。和我一塊從湖南到南京去的就有反動學生。可是地下黨也很強大，學生自治會兩派競選，都是左派勝利，右派(三青團)失敗。在中央大學，我聽過羅隆基的演講，我很佩服他，在休息室專門找他給我簽名。我聽過梁漱溟的演講，也聽過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中文演講。此外，還聽過馬寅初的演講，學生自治會專門請一些左派的教授演講。

雪恥：清華時期的“自由派”

我二舅和我的外祖父都在上海，我二舅是國民黨經濟部的一個司長。我的外祖父在北洋軍閥時期，熊希齡當總理的時候，他當過財政次長(相當於財政部的副部長)，還代理過財政總長(相當於財政部長)。1947年暑假我就想到上海去過。

我到上海過暑假的時候，清華北大也到上海來招生，我就想要出這口氣。去年考清華冤枉我說我作弊，把我卷子作廢了，我再來考一次。這次不考一年級，而是考二年級做轉學生。

我在南京中央大學實際上只讀了半年多，有公費吃飯，不要錢。我大哥在南京中國農民銀行做事，零用錢他給出，所以不要我父親出一塊錢。哥哥給我的零用錢還不少，我經常去看電影，《魂斷藍橋》、《居裏夫人》、《翠堤春曉》、《一曲難忘》那些好片子我都是那時候在南京看的。我考取了清華，當時北方兵荒馬亂，北平已經在解放區四面包圍之中了，我父親出於安全反對我去。那時候我也不聽他的了，也不要他出路費了，因為我在上海的時候，我二舅媽給了我一筆錢，我用那筆錢買了一些左派的書，剩下的就作為路費。

我到北平已經是9月底了，清華是9月初就開課，已經上課一個月了。在清華讀了一年半，除了搞學生運動之外，我讀書也很認真。有一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叫做民主青年同盟，要我參加，我沒有參加。我不是怕白色恐怖，而是因為我喜歡個人自由，不喜歡組織紀律的約束。

他們要我參加的時候說有兩條，一條是擁護新民主主義，一條是擁護民主集中製。擁護民主集中製就要守紀律，統一聽組織安排。我說我同情共產黨，擁護共產黨，我也希望共產黨在全國勝利，可是加入組織都要受組織紀律約束，我受不了。我同班左派同學就說我是liberal，大概就是“自由派”的意思，我雖然沒有參加他們的組織，但是他們對我很好，讓我編學生自治會的大字報《清華時報》。

革命：一線參加剿匪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當時準備對北平解放是兩手，一手是和平解放，如果和平解放不成的話，也準備打，東西南北四路，東路由48軍來打，準備從東路進攻打朝陽門這邊。解放後，48軍那時候要南下，很缺幹部，48軍有清華一個姓劉的學生，比我們高幾班，他自告奮勇說回清華找一批人來參加48軍。我就改名江聲參軍了，一直到後來去湖南人民出版社之後才恢復楊德豫的原名。

2月28日，我去報到。我參加了兩個訓練班，一個是青年幹部訓練班，講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新民主主義論》。還有一個采通訓練班，講采訪、通訊、辦黨報的一些知識。後來把我分配到142師宣傳科。

4月24日，48軍開始南下。我從北平一直走到江西南部，除了過黃河、過長江之外都是徒步走的，沒有坐一天火車和汽車。行軍期間，師領導一直叫我鍛煉，下到連隊班裏去，我是師裏頭的采訪員，可是讓我到班裏去跟戰士住在一起，體驗基層生活。還有寫稿子的任務，行軍的時候還要幫戰士背槍，編一些快板。

過了長江，白天蔣介石的飛機來炸，不敢行軍，夜裏即便有好大的雷雨也要行軍，後來到了江西南部就開始打仗了。後來剿匪的時候我到了前線，那是10月份。剿匪就要去打井岡山，我那時候有個人名利思想，我想解放井岡山這是一個好題目，如果解放井岡山由我來報道的話，可以出點名，我就要求到前線去。解放井岡山，有一個很有名的惡霸地主叫蕭家壁，活捉之後，毛澤東都表揚了。因為當年在井岡山他就是紅軍的死對頭，我們48軍把他抓住了還得了獎。

1950年，中南新華書店出版《老蘇區通訊選集》，第一篇就是《回到井岡山》，這是我和其他人合寫的。當時有點個人名利思想，想當名記者。我是1950年10月入的團，那時候我已經22歲了。

遭難：大鳴大放，被打“右派”

1956年，召開知識分子會議，周恩來做了《向科學進軍》的報告。我的思想活躍，覺得在部隊裏幹不太合適，我喜歡外國文學，想搞翻譯。1956年秋天，我的業余詩歌翻譯開始了，開始翻譯的是《朗費羅詩選》和《彭斯詩選》。這時，就有點不安心部隊的工作。當時不是義務兵製，是誌願兵製，還沒有復員轉業的製度。毛澤東說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部隊中有人就把這個話歪曲成要在部隊當一輩子的兵，每個軍人都必須樹立“永遠是戰鬥隊”的思想。我業余翻譯外國詩歌，也不受好評，被認為是不務正業。

大鳴大放的時候，地方鳴放很熱烈，部隊沒有鳴放，想出氣的人就覺得很憋氣，要求“鳴放”。由我發起，報社的好幾位同事聯名寫了一篇文章，要求“鳴放”。我們是部隊報紙，廣州軍區領導壓製“鳴放”。我把這個稿子投到廣東省委的機關報《南方日報》，但上面有壓力，這篇文章就沒有在《南方日報》刊登。

不久，廣州軍區開了報刊座談會，一共有二十幾個人參加。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政治部主任江峰都出席了這次會議，傾聽大家發言。黃永勝就坐在我對面。會上，我第二個發言。那時我膽子很大，我說：“上級派秘書處的處長來當報社的社長，他說報社最主要的任務是揣摩領導的意圖，這完全是秘書處長的語言。秘書處是給領導服務的，就專門要揣摩領導意圖，派秘書處長來領導報社根本不對頭。”這話一上綱就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就是右派言論了。我還講，報紙可以批評領導幹部，我還說報社應該獨立負責，編輯記者應該文責自負，這些都被認為是要擺脫黨的領導。

我被劃“右派”主要是兩條罪狀，一條是寫那篇沒有發表的文章，說廣州軍區領導“壓製鳴放”；另一條就是在廣州軍區報刊座談會上發言。1958年，“右派”處理分成6類，第一類是勞動教養，第二類就是監督勞動。我是第五類，降級、降職、降薪。我原來是正連級，相當於地方的19級，降成22級，工資由原來的120幾塊錢，降到50塊錢。我被取消了預備黨員資格，開除軍籍，剝奪軍銜，被遣送到湖南大通湖農場勞動。在此後20年時間裏，我有13年半在生產隊第一線，跟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可以說是體力勞改。有兩年半是我摘了帽子以後調去農場宣傳部辦小報，還有4年是在農場子弟學校教書，這6年半可以說是體力勞改兼腦力勞改。

翻譯：“右派”出書，稿費被扣

1958年6月，我到了農場勞動。1959年10月，我那本《朗費羅詩選》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為什麽我是“右派”還能出版書呢？這裏有一個過程。人民文學出版社來信同意出版大概是在1958年春天和夏天之間，軍隊已經決定劃我為“右派”了，還沒有下放勞動。我向領導交代，說我業余翻譯一本書，美國詩人朗費羅的詩選，投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已經來信同意出版。領導說：“那不行，你右派分子還能夠出書，那不是說不紅也可以專嗎？”報社就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寫信說：“我們不同意右派分子江聲出這本書。”其實人民文學出版社約我翻譯的除了這本《朗費羅詩選》，還有一本是《彭斯詩選》。我把我的譯稿寄去了，他們說他們已經另約一個人翻譯《彭斯詩選》，由我們兩個人合譯。我當時還不知道是誰，後來知道是王佐良。

報社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寄去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回信了，說：“既然江聲被劃為右派分子，我們同意《彭斯詩選》不用他的譯稿了；可是《朗費羅詩選》他已經譯完了，我們再另找一個人要重新譯，很費事，而且上面有政策，右派分子如果要出書的話可以改個名字出，那所以他譯的這本書我社還是打算出。”報社領導還是不太同意，他們回信說：“我們原則還是不同意出，如果你們實在堅持要出的話，一切責任由你們負。”我聽說後，說好，我就換個名字，我的原名是楊德豫，我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寫信說，用楊德豫的名字出，1959年10月，《朗費羅詩選》就出版了。

出書以後，我在生產隊勞動。這本書稿費是600多元，一分場的書記李信把稿費扣住了，不給我。我就給出版社寫信說我沒收到稿費，後來一查，稿費確實已經到了農場。我就去問農場領導，我說我有一本書出版了，得了600元錢稿費，給我匯來，可是沒有收到。這一問就得罪了他，五一勞動節，開全分場的大會，他這個人沒有文化，把李大釗叫李大劍，他說：“有個江聲他懂英文，是英帝國主義的走狗，他膽敢造謠，說別人扣他的錢，你們要鬥他。”後來也沒怎麽鬥，他自己犯了錯誤，離開了農場。

1962年初，情況好轉了，要給我摘帽子了，農場的“右派”哪怕沒摘帽子的也不在生產隊勞動了，都分到生產隊做會計、統計，或者到學校教書，這時才把這600元錢還給我。我在1962年摘了帽子，調到農場宣傳部之後，就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寫了信說，我帽子已經摘了，還是可以搞翻譯這東西。他們1962年下半年就給我寫信，說要我承擔《莎士比亞全集》裏面一首長詩《魯克麗絲受辱記》的翻譯。本來《莎士比亞全集》想1964年出版，因為1964年是莎士比亞誕生400周年。我用業余時間翻譯完了，寄給出版社。他們在1964年上半年已經把校樣寄給我看了，但後來沒出。當時有毛澤東兩個關於文藝工作的批示，批評得很嚴厲，人民文學出版社就不敢出了。結果，1964年就已經打好校樣，排好版的《莎士比亞全集》，一直擱到1978年才出。

1978年12月，我被調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當時湘潭大學教授、老詩人彭燕郊找到出版局領導，建議出版一套外國詩歌中譯本叢書。那時候我因肺氣腫，在療養院住院。1982年10月我出院之後，出版社把編叢書的任務交給我。這就是“詩苑譯林”。這套書先後由湖南人民、湖南文藝兩家出版社出版，時間長達10年(1983年-1992年)，共出書51種。1991年，這套叢書獲首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二等獎。

1992年，我離休。

（楊德豫 牟尼）

轉自《法治周末》2013年1月31日